電影《竊聽風暴》的本體心理分析

　　1948年，喬治·奧威爾寫他的那本杰作時，把年份的最后兩位數顛倒了一下，於是預言式小說《1984》誕生了。1984年，為紀念這位偉大作家，德國導演弗洛裡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克根據發生在東柏林的故事拍攝了他的處女作《竊聽風暴》。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對所有的人進行竊聽，錄音、登記、建檔，積累了大量信息，建立起針對任何一個可疑的人的鎮壓體系。這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影片，它揭示了，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式的夢魘一直是一個現實問題。現在，美國對所有國家、包括“友好”國家的國家領導人進行竊聽，人們都在譴責這一丑聞。

　　並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在1948年之前，奧爾德斯·赫胥黎就寫過另外一本書，書名是《美麗新世界》，而赫胥黎好多年前在伊頓曾教過奧威爾法語。《1984》和《美麗新世界》是想象出來的兩部偉大作品。那麼，我們是像奧威爾描寫的那樣在忍受著國家機構的監視和為所謂安全而動用的嚴厲暴力監控手段的監控壓迫呢，還是像赫胥黎想象的那樣，被娛樂和戲劇麻木，被技術迷惑，被畸形消費迷倒，因而同樣落到了遭受壓迫的境地呢？《美麗新世界》將會更好地展現《1984》所描繪的那個未來世界：佔支配地位的寡頭統治將統治各國人民，不是像奧威爾小說和影片《竊聽風暴》中描寫的那樣更多地動用暴力手段，而是動用更為精致的手段，動用赫胥黎描繪的心理藥物、音樂、性、歌曲，他沒有想到電視的威力，因為寫作這部小說時電視還不存在。一般情況下，赫胥黎描寫的場景被認為是為控制大眾動用的手段。民眾難道不是會通過愉悅其感官、可以無限期延期付款的廉價大眾產品、政治戲劇和娛樂等手段而被誘惑和操控嗎？

　　在柏林牆那邊的那個世界，人們隻能以一定的方式思考，隻有在藝術和文化方面可以推進一種批判精神。正是在與此接觸之后，斯塔西的警察衛斯勒上尉才開始動手改變這種監控體系。衛斯勒上尉以其建議、（對警方行動的）修正、（對警官報告的）修改和錄音說明為“戲”的成功作出了貢獻，他的這些做法如果得不到上級好評的話，一定會得到被監控的人們的歡呼。后者就是在斯塔西的竊聽器和官員們的立體聲耳機中演繹生活的“演員”。

　　我們可以說，是體制挽救了那個女人，衛斯勒保護了她，但是，正是她的內心矛盾導致她走向背叛境地，而且恰恰首先是對她自己的背叛。她的生命結局同她的個人的選擇相一致，而同體制對她所做的一切無關。導演通過這個女人的故事冷酷地、符合邏輯地明確告訴我們，我們會成為我們自己所選擇的角色，這並不取決於身在其中的體制。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可避免地會構成一種辯証關系。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這種生物的、生存的關系不可能超越前述關系，也不可能瓦解它。這是因為，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那就不可避免地也將個人清除了。因為個人生活於社會之中，社會由個人構成。個人因不可避免的生物、心理、政治等辯証關系在社會聯系之中得以成熟。每一種社會都植根於自己的地域文化、藝術和文明。在中國，這種文明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

　　對於影片所表現的時代，現在我們可以說，藝術領域可以生出一種批判精神、出現一種對價值進行過濾的制度時，藝術方面的很多最美好的東西就誕生出來了。梵蒂岡為藝術過濾出了最高價值，我們能有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或者貝爾尼尼，這是因為體系承認他們，贊許他們。無疑，在過去，藝術界的選擇極有價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藝術界現在發生了什麼情況？

　　恰恰是在藝術和文化方面，企圖滲透進亞洲悠久文化之中的外部體系的污染正在形成。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的世界已經成為過去，現在呈現的是赫胥黎描寫的世界，這是一個通過娛樂、“率真的”藝術表達方式以及顯然是西方的表現方式來“迷惑人”的世界，大量精細的、同中國文化的純潔格格不入的價值正在滲透進來。去年10月我訪問過北京，發現那裡每天都在發生變化，同時也正在引進“西方”文化——這種文化表面上自由先進，實際上與中國的久遠智慧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先是模仿，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物質財富。可是，現在一種根源更久遠但完全不同的文化似乎正在深入日常生活之中。要注意，不要讓新一代落入麥當勞的懷抱。要讓年輕人警覺，不要踏入美國的“1984”的生活。

　　作者介紹：帕梅拉·貝爾納貝伊女士，意大利人，現任國際本體心理協會主席，國際本體藝術協會主席。

　　（劉儒庭 譯）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