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挖寶】馬航失聯，中國媒體落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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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賬號：仟言萬語，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馬少華所寫，對中國媒體在馬航事件中的表現進行了反思。

馬航失聯事件本身尚無了局，而中國媒體人自身的反思，卻已經足夠沉痛。這樣的反思對於事件本身並無直接的影響，卻可能為這個行業樹立新的批評標准。

第一波反思針對的是國內媒體紛紛傳播“發現了”的假新聞，第二波反思集中於主流媒體的煽情修辭。而當馬來西亞總理在3月15日的發布會上確認MH370轉變航向——等於坐實了國際媒體多日前通過自己的探究而發出的質疑，中國媒體人的反思也最終把本次事件中“新聞競爭”的失利提升到國家“軟實力”的層面。

我們現在可以想一想，如果不考慮中國媒體人自己的職業榮譽，如果不考慮國際新聞媒體的“倒逼反証”對於這一事件的轉折所產生的影響，那麼，在馬航事件的搜尋中那些遠涉大洋的中國軍艦，難道不是像年前我國在埃及動亂中一架架派往非洲大陸接回同胞的飛機一樣，向國民和世界証明和展示著國家的硬實力嗎？至少，這也是我自己前些天的真實感受。

但是，事件的發展本身讓我們看到了：軍艦、飛機，甚至太空中的衛星，那些耗費更大的“硬實力”，它們隻能“探測”而並不能“追問”。而馬航事件，則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絕少的機會——“新聞的力量”與軍艦、飛機、衛星的力量相“比試”的機會，即使我們不把這看作是一個新聞媒體與主權國家“比試”的機會。

一位剛進入新聞界的年輕朋友問我：“馬老師，對於說中國媒體在馬航事件中全盤輸給外媒的論點，您是怎麼看的？”

我理解他這個問題背后復雜的心理糾結——可能是一種不甘心，也可能是一種對職業信心的尋找和確認。

作為一個離開新聞媒體十多年的人，我對此沒有很成熟的看法。那些遠赴馬國在新聞發布會上焦急等待、怨聲不斷的中國記者們可能體會更深。

而我的看法只是：如果新聞在平時更多地定位於宣傳，那在極端情境，你對它提供關鍵性新聞事實寄予太高期望可能就不夠合理。不管新聞記者自己是否有更高的追求，關鍵在於資源，而不在於志向。

而一個行業本身要具有世界范圍的實力，進而成長為自己國家的軟實力，它就必須按行業自身發展規律成長起來。

實際上，我們是在較晚的時候——是在別人拿出了真東西，別人推動了事件發展時，才把這一事件看作是一場新聞業的競爭。由於我們有154位同胞處於災難之中，我們在情感和倫理也難以把這一事件看作是一場“新聞戰”，就像我們很難把世界上多個國家的艦船投入海上搜尋看作是國家間的“軍事競爭”一樣。但中國新聞業事后有這樣的感受和反思並無不妥。

有段子說，當國外媒體在各條戰線拿到核心信息時，中國媒體在作蒼白廉價的煽情。中國媒體當然不止有“蒼白廉價的煽情”，也有大量記者奔赴吉隆坡的新聞發布會，也有記者登上巡航搜索的軍航、飛機，就像他們近些年出現於倫敦奧運會、索契冬奧運一樣。

但是，與其說這反映了中國媒體的經濟實力，不如說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實力。實際上，不僅是重大體育賽事，隻要國內受眾足夠關注，天涯海角都可能在短時間內集聚著中國記者。但這又怎麼樣呢？

在馬航事件中，中外媒體的對比告訴我們：僅僅“到達”，仍然不是“媒體的力量”本身。因為，有一些新聞沒有“現場”，而有一些“現場”無法到達。

“媒體的力量”包含著機制、經驗、資源等幾個方面，這幾個因素相互涵育。對於中國不少媒體而言，日常承擔著較大的宣傳功能，使其在面對突發性事件的臨場判斷和資源調動都不免打折扣，日常的經驗與資源積累也自然不夠。尤其是專業性的經驗與資源，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是僅憑媒體經濟實力“到達新聞現場”那麼簡單。

實際上，對於馬航失聯事件這樣一個特殊的、可能極具標志性的事件而言，把到達吉隆坡的新聞發布會現場叫做“到達現場”，或者把登上在海上巡航搜索的飛機叫做“到達現場”，可能都是有一點可笑的事，不僅反映了思維的局限，也反映了姿態的被動，盡管站在打開艙門的直升飛機上航拍大洋搜尋，具有很好的畫面感，既反映了“新聞”——就是搜索本身，也反映了在“新聞”中的記者。

“搜索報道”，這樣一種對“繼發性事件”的報道，非常耐人尋味。它在真正的新聞無法獲得時重新定義了新聞，也為新聞記者找到了一個心安理得且風光無限的位置，盡管它可能離真正的新聞仍然很遠。

馬航失聯事件的新聞現場在哪裡？在茫茫大洋？在吉隆坡的新聞發布會？還是在你因為沒有相應的知識和資源而無法到達的地方？馬航失聯事件作為一個標志性的事件，也許根本打破了災難報道新聞現場的一般概念。哪裡能夠發現突破性的信息，哪裡就是新聞現場。

這兩天，我看到一位年輕的記者在微信中的一段話：“中國駐外記者通常隻干‘所見即所得’的事，追求的是‘老子在這兒呢’，你們看到了吧？”

這話雖然說得尖刻，也可能偏頗，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新聞報道機制整體上的被動姿態，以及新聞記者的“討巧”姿態。

羅昌平在微信公號中為推薦一篇文章《馬來失聯飛機與威權政治弊端》所作的按語（“平之評”）中寫道：

“看央視、新華社、人民日報，這兩天步調一致的消息來源是：據某國×××媒體報道。針對國際重大事件，它們似乎一貫以來就是這麼干的。佔用那麼多資源，卻提供不了好的新聞或情報。這外派記者或駐地記者真好當，恐怕是最昂貴的翻譯員吧？”

這個批評可能過於尖銳，但其深刻性在於：駐外記者如果在實際功能上並沒有被定位為與國際媒體競爭，那麼在日常報道，甚至在涉及中國的重大事件的報道中，就缺乏獨立調查的資源。

我還看到一位資深媒體人在微信中說：“外國媒體的突破在於在馬國之外的機構的信息源。這些信息源沒有中國。跨國界的採訪基本沒戲。中國媒體的問題在於根本不了解相關的知識，習慣於做權威機構的傳聲筒。”

實際上，這些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的局限，也許同樣是機制資源局限的結果。如果一個新聞報道機制截然劃分為國內報道隊伍與國外報道隊伍，而國外的記者又可能滿足於“所見即所得”、“老子在這兒呢”，那麼，一旦國外出現重大新聞事件，即使你把國內記者呼隆隆都轟上飛機，趕到國外的“新聞現場”，其作為的空間也明顯有限。

除了更深的機制因素和更表層的記者姿態之外，一個重要的因素也許在於報道框架，包括認識的框架與呈現的框架。國際媒體一開始就把這一疑雲密布的事件放置在“事實性”的框架之中，由此著眼於獨立地挖掘事實性線索﹔而中國媒體，也許由於飛機中的154名乘客畢竟是自己的同胞，則可能從一開始就把這一事件定位在“情感性”和“價值性”的框架之中——這也正是國內媒體過去在“災難”主題下所熟悉的框架。

在過去多年的災難報道中，如在自然災害報道，甚至與馬航事件較為接近的空難報道中，“事實”本身都是基本確定的，因此，留給報道的，基本上是“情感性”和“價值性”的空間。報道內容雖為“事件”，也差不多都是“情感性”和“價值性”的事件。也就是一些“軟事件”。

而馬航失聯則很不相同，這一事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巨大的事實空白，這個巨大的事實空白，對於在其中較少“情感牽挂”的西方媒體而言，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暗示：這個報道，首先、主要，甚至惟一的框架就是事實性的。

而長期習慣於“情感性”和“價值性”框架操作的中國媒體，卻對此缺乏清醒的判斷。在第一波的反思輿論中被批評的《人民日報》微博“等你回來”的情感表達，固然由於主流媒體微博本身資源的局限，不足深責，但若從整體上理解，其實正反映了國內媒體在潛意識中把馬航事件當作是一場“國內災難事件”來處理的框架。這是判斷失准的。

馬航事件到底是一個“國際新聞”還是一個“國內新聞”？從事件的發生空間和影響范圍來看，它是一個“國際新聞”﹔但從機上154名中國同胞的情感關聯來看，它又是一個“國內新聞”。

實際上，這一事件可能標志性地突破了“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截然劃分的概念，也突破了被這種兩分法所限定的新聞框架和報道理念。正是這樣一種特殊性，可能使中國媒體在“框架”上無所適從，也在更深的意義上使中國新聞媒體整體上陷入被動：國內報紙和駐外記者各自適用他們原來熟悉的操作方法，都沒有能力和資源獨立地進行深入挖掘。

作者簡介：馬少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從事新聞評論教學。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賬號：仟言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