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巴馬口才看中國官員媒介素養

新媒體時代下的輿論公開化和政務透明化使得政府和媒體的關系日趨緊密，政府需要借助媒體來向公眾發聲﹔公眾了解政務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媒體，媒體成為溝通政府和公眾的橋梁和紐帶。在政府與媒體相互依存又互相制衡的矛盾關系中，如何恰到好處地與媒體溝通，准確及時地傳遞政府施政主張，既體現官員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也檢驗政府的執政水平。 

連日來，美國總統奧巴馬一系列群情激昂、頗具感染力的演講視頻在網上熱傳，引來大批網友的追捧。作為通曉公關手段的政客，奧巴馬除了擅長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外，他還是一個善於應對媒體的高手，在與美國新聞界的多場互動訪問中，面對不斷挑刺並制造難堪的媒體，奧巴馬總能游刃有余，既能巧妙躲開媒體的明槍暗箭，又能借助媒體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面對媒體時這種強韌的心理素質和高超的應變能力是長時間知識積累和對工作駕輕就熟的一種映射。從奧巴馬身上，人們看到良好的知識儲備和雄辯的口才賦予一個政治家的風採。

可以想象，奧巴馬公開演說及應對媒體的絕佳口才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非臨場發揮，而是他智慧、膽識、學識、素質、才情、能力的綜合體現。反觀我國的有些政府官員，他們或由於自身知識結構不完備，或對媒體這種“社會公器”缺乏認識，或缺少危機公關的能力，在應對媒體時往往顯得手忙腳亂、底氣不足。曾經有媒體報道，如果要給中國官員整體應對媒體的能力打分，恐怕隻能打出60分。因為從總體上看，眾多中國官員面對媒體時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說話四平八穩、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空話套話多，是中國官員留給外界的普遍印象。

官員若要想獲得曝光率必須增強媒體意識

作為一名政府官員，每天與媒體打交道是家常便飯，如果能很好地與媒體互動，理解媒介需求，對其政途將大有裨益﹔反之，將很難打開工作局面，嚴重時還容易在媒體和民眾之間形成溝通障礙，影響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所以，擁有媒體意識和好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僅是官員職業技能必備的“軟實力”，也是每一位力圖求進的領導者成功人生的催化劑和加速器。能言善辯、口才卓越的領導者在仕途上有獨特的優勢。

對於能否採集到有價值的好新聞，除了記者在現場與官員的互動交流和后期的妙筆生花外，最重要的還取決於官員對本行業的知識儲備和應對媒體的能力。筆者常常聽到有記者議論：某某官員談到了“點”上﹔某某官員沒談出有信息量的內容來。毋庸置疑， 那些出口成章能談到“要害”的領導便成了記者們圍追的“香餑餑”，這類人能很好地與媒體互動，瞬間抓住話題的核心要領，甚至還能啟發記者。這些與記者配合得很好的官員自然而然便成為各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人物。

由此可見，官員若想獲得曝光率必須要有媒體意識。有媒體意識的官員知道如何與公眾交流，懂得將自己的政治意圖和施政綱領歸納、總結、提煉並簡明扼要表達出來，讓媒體在最短時間清晰全面地“捕捉”到有價值的信息並傳達給受眾，從而樹立較好的形象，提升執政影響力和曝光率。反之，那些缺乏媒體素養的官員則要走很多彎路，他們面對記者的提問常常不知所雲，車?轆話繞來繞去說不到問題的根本，或者干脆一上來就背誦“政府文件”，空話套話連篇。這些官員對媒體的認識不足，缺乏應對媒體的經驗和技能，即使做出了政績，也是“茶壺裡煮餃子”，有貨倒不出。相較於前者而言，這類官員在媒體面前顯然是“弱勢群體”。

要成為一名有執行力和影響力的官員並非易事。當前，中國的官員隊伍中有媒體從業經歷的很少，大都沒有經歷過與媒體相關的專業培訓，部分官員在與媒體的溝通上也較為間接，通常是通過秘書或下屬代為傳話和審稿。當然，那些能夠很好地與媒體現場“過招”和“互動”的官員也大有人在，這類官員有的曾在黨政宣傳部門供過職，有的深諳媒體規律，他們時不時能營造出一些“執政話題”，很容易成為各大媒體爭相追逐的“政治明星”。

應對媒體是官員的必修課

強調提高媒體素養並非是倡導“會說”，摒棄“會做”，而是對領導干部提出更高的要求，將媒體意識和傳播素養作為領導干部的一種綜合素質來考量。在筆者看來，能夠較好應對記者的各種提問，面對面接受媒體“挑戰”，恰恰反映了官員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是一種綜合素質的體現，它既檢驗了官員平時的知識儲備、對所管轄政務的熟悉程度以及對當前政治形勢的體察把握水准﹔又考驗了官員的現場溝通能力、語言駕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官員不善於與媒體打交道，小到影響其本人的形象，大到影響其所管轄區域的工作效能和經濟發展。在傳統媒體、網絡媒體和自媒體多種媒介存在的當下，官員的言行都在公眾和媒體的監督之下，具備一定的媒體意識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常見有些官員缺乏必要的公共學知識，欠缺化解輿論危機的能力，在面對公眾和媒體時鬧出不少笑話。有些官員獨白式語言較多，不注重與媒體互動﹔有些則大話空話套話較多﹔還有的官員面對媒體的提問不知所措，回答問題缺乏技巧，不是“滿嘴跑火車”顧左右而言他，就是三緘其口避而不答。官場常現“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等現象，真正具有含金量和感染力的個性化語言較少。歸根結底，這些現象都是官員缺乏媒體素養的表現。

既然做的是公共事務，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公眾人物。這意味著，官員和演藝明星一樣，既然選擇做這一行，就要和代表公眾意見的媒體打交道，時刻接受大眾和傳媒的審視。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客、官員們從進入政壇之初，就充分認識到媒體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贏得了媒體就贏得了選票，因此，各級政府首腦將駕馭媒體作為執政基本功和從政必修課勤學苦練。而在我國，隻有少數經過專業培訓的新聞發言人具備應對媒體的素質和引領輿論的本領，但新聞發言人不足以代表各級政府向龐大的新聞群體“發聲”，這種現象勢必導致政府公共事務在公眾心中“能見度”下降。基於這一狀況，我國有關部門開始有意識地針對政府官員進行培訓，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官員能夠自如應對媒體。

“媒介素養”關系到執政水平的高低和民心向背

社會上曾流傳一句話，叫“防火防盜防記者”。言外之意是把記者等同於“火”和“盜”，加以防范和排斥。為了避免“負面報道”，有些地方官員將記者敬若上賓﹔有的則干脆將記者聘為“特約觀察員”，為之頒發“新聞監督護照”，像變戲法一樣，把輿論監督權從“全民所有”變為“單位所有”﹔有的干脆變“防”為“請”，與記者交上朋友，並隔三岔五請記者前來歌功頌德，為其做“擦鞋”報道﹔還有一些將實施批評報道的記者視為“仇敵”，採取非法拘禁等手段對其進行監禁和封殺，以達到消弭憂患的目的。這些舉動恰恰是官員缺乏媒體素養的表現。新聞報道本身是“客觀公正”的，所謂的“負面”報道其實都是充滿陽光和正義感的正面報道，讓所有的美與丑、假與惡都暴露在陽光下，讓社會的一些弊病及時得到根除和匡正，讓隱患消失在萌芽中，這不僅是新聞人的職責，也是執政黨的職責。

由此可見，領導干部不能將媒體視為對立面，把記者當成前來挑舋和找麻煩的對象，把“歌功頌德”的記者視為“喜鵲”，把進行正當輿論監督的記者視為“烏鴉”，把提尖銳和敏感問題的記者當成“麻煩制造者”。官員要以開放的心態、平等的姿態與媒體打交道，既不應居高臨下，也不必恐懼畏縮，一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以大氣、大度、坦蕩的胸襟迎對記者的提問，即使是遇到尖銳和難堪的問題，也要沉著應對，友善傾聽。這既是一種為官的姿態，也是一種執政的境界。

民有所呼，官有所應。每一起突發事件，處理不好都會令政府公信力折損蒙羞，應對得當則可能為政府公信增加價值籌碼。與媒體打交道是一門學問，官員在與媒體對話的技巧上如果欠火候，將跟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官員真正“學會對話”，不僅關乎到自身執政水平的高低和民心向背，也關乎政府形象和國家形象。因此，與媒體保持有效的溝通，與公眾良性互動，是官員執政的必修課。

（作者：《中國文化報》主任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