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人的傷害與迷失

【摘要】身處物質化與泛媒介化的社會中，特別是弱勢群體，其生命、自由、尊嚴經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與保障。因而，我們的媒介批評理論建構，自然面臨著如何通過科學深入的媒介批評，合理引導和調動媒介力量，來推動當下人文精神建設的重大任務，而這一任務的核心就在於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在社會中重新樹立“人”的主體意識。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從媒體出發必然要在制度建設、經濟發展、文化培養、個人價值塑造傳承方面進行推動。

【關鍵詞】新媒體﹔人的價值﹔泛媒介化

媒體泛濫與人的淹沒

人在海量信息的狂轟濫炸下，很容易迷失自我甚至被信息異化。由於個體人的時間、精力和接受能力有限，大規模的、長時間信息輸入會導致焦慮不安，甚至信息接受障礙的狀況（指雖然能夠識別信息但是處理記憶能力降低，不能再接受新的內容）。然而身處泛媒介化時代的我們已然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信息主動權，鋪天蓋地的廣告、持續不斷的信息推送、便捷的信息聯通方式將人時刻淹沒於信息大潮之中。具體而言，媒體泛濫對人的淹沒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時間被無意義地耗費，或曰無價值批量消費。媒介的無孔不入佔用並浪費了人們大量的時間，隨著科技進步與物質發展，我們的工作和生活越來越離不開媒體。例如在工作中，依靠電腦、電話、手機、電子郵件等隨時隨地交流溝通已是必需。而在下班消遣時，人們也習慣通過電腦、電視來打發時間。甚至在零碎時間，例如餐桌前、上下班的公交車上，也越來越習慣低頭看手機，刷社交網絡。而且隨著智能移動終端的普及，媒體正在無孔不入地侵入人們的生活，擠佔人們有限的時間，以至於很多人得上了諸如“手機強迫症”“微博焦慮症”“網絡依賴病”等媒介現代病。

第二，對思維能力和人文價值的侵蝕。當人們習慣於依賴新媒體的如影隨形、習慣於無所不在的信息推送時，人類大腦正不可避免地被各種信息填滿，變得麻木遲鈍。受惠於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現代人的生活便利程度在不久以前還是無法想象的，例如隨時刷刷微信、微博以了解親朋好友的狀態和熱門新聞，出門前查看天氣預報以未雨綢繆，打車用APP提前預訂而不用盲目等待，去往新的地區可用各種基於LBS的應用來獲得商家、景點的信息，去陌生城市可用手機導航避免迷路等。不過基於人的需求而誕生的大量應用信息在給人們帶來極大方便的同時，卻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媒介依賴、工具理性泛濫等情況，例如個人現在不需要知道為什麼、不需要依據思考判斷來做決定，僅僅是依靠智能終端來幫助實現。而長此以往多數人將不可避免地被培養成嚴重依賴新媒體的用戶或消費者，而不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獨立主體。另外，在這裡我們無意謳歌原始主義，事實上筆者也在享受新技術的種種便利，但是其背后巨大的工具理性邏輯卻也不能不讓人思考，使用者即人本身，是否在以最實惠便捷的方式得到滿足時還能享受到那種求索、思辨、猶豫、決斷的過程之樂呢，而對工具理性的熱情擁抱是否能夠真正做到關懷人、尊重人而非簡單地將用戶當作消費者呢？

第三，喪失主觀能動性和行動力。商家、媒體在佔據人們大量時間、精力的情況下，通過淺薄的內容正在將人們培養成一群習慣接受、轉發、樂於圍觀卻懶於輸出、思考的“烏合之眾”。如今，理性的思考早已抵不過洶涌的圍觀跟風，而親身去經歷也遠不如通過媒體、意見領袖的轉播來得真實，因為個人畢竟觀察能力有限，有時候即使親身經歷所獲得的信息也不如記者深入調查后得出的結論全面、確鑿，於是“書生不出門，便知天下事”成了現代人最生動的寫照。而且那些本應實地參與的活動也紛紛假媒體方便實惠之名在各種屏幕前予以解決，例如劇院表演、現場講座、音樂會等現場體驗最佳的活動，人們也習慣通過電視、網絡來收看，隻用被動地旁觀即可，完全不用主動參與。另外，電子屏幕的繽紛絢爛與實時互動也讓越來越多的人習慣安居在屏幕前工作、生活，主動與外界疏離，如今大量宅男、宅女、剩男、剩女的出現不能不說與此相關。總之媒體的無孔不入造成了人們對媒體的日益依賴，過度地沉溺其中則讓人變得對現實世界缺乏應有的接觸和感知，長此以往，無疑將會導致人與自然的疏離並且喪失敏銳的感知和探索能力。

以上是從個人層面分析當下人的異化，當然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且作為基本社會單元的個人最終構成了社會這個有機體。隨著物質化與泛媒介化包圍下“人”的異化，我們的社會也正在被悄悄地改變著，而在社會層面突出表現為當下社會人文精神的缺失。

物質化、泛媒介化包圍下的人文精神缺失

在討論媒介對人的影響時，雖然我們肯定媒體的強大力量，但是前文並非基於傳播學效果理論中“靶子論”“魔彈論”（意即媒體對受眾擁有超強影響，作用如同子彈打靶、魔彈加身一樣顯著）的說法，而是將媒介與公眾放在社會這一場域下予以討論。我們認為媒介與受眾相互影響並循環互動，並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這種互動一方面表現在媒體為擴大發行、賺取利潤會通過各種途徑如提供迎合受眾的內容來吸引人、影響人﹔另一方面，受眾也通過收視率、點擊率和關注度來刺激媒體進行相關內容的生產，最終互動的結果是對大眾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巨大作用力。事實上在商業化競逐中搏擊的現代媒體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通過提供更多通俗、刺激的內容來迎合受眾，而受眾的關注又刺激媒體繼續進行生產，這一循環可由美國19世紀的“黃色新聞”泛濫說明，不過社會作為有機體總歸會有矯正之力出現。而當下中國社會上演的一幕幕媒體擔綱、受眾喝彩的重口味內容生產循環也在警示我們，必須重視人性、建設人文精神。

事實上，在當下的中國，個體人特別是所謂的弱勢群體的生命越來越不為人所重視，生命的“重量”正在被不斷異化中變輕。錢理群在討論當下中國人面臨的生命存在危機時曾引用了《南方周末》的一組數字：中國現在年均有28萬人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而據世衛組織統計，全球年均有100萬人自殺，中國就佔到近三分之一。究其原因，錢先生認為是中國人現在面臨著經濟、精神、道德困境三座大山的重壓所致，而解決之道就在於賦予個體生命以意義，重建道德、價值與生活。[1]學者的思考來源於現實，而現實往往更加沉重，如河北農民鄭艷良自己鋸腿的事件即是一例，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件事情的時候，可以看到作為一名普通的國家公民，在出現病患的時候，不能通過正常的醫治渠道進行病痛的去除，而是採用非正常的、殘忍的、冒生命危險的方式即“自己鋸腿”來殘存生命。這一事件表面反映的是主人公的個人悲劇，背后則反映出社會民生保障的缺失，更折射出個體生命的不受重視。雖然通過媒體報道，鄭艷良最終得到了捐助和關懷，並且在不久后成功安置了假肢，但是今天的鄭艷良可以通過媒體的曝光以非正常方式解決個人危機，而明天社會上又有多少“鄭艷良”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得到為“人”的真正權益。從根本上講，這是一個社會中的“人”的因素表達失位的問題，媒體報道盡管給了鄭艷良一種非正常方式的補給，卻也有更廣泛意義上的人文精神無法企及的終極遺憾。

又如，2013年7月23日，北京兩名駕車男子與一推童車行走的女子發生爭吵，其中一男子竟然將車中女童重摔在地上，而20日河南省林州市也發生了一起“民警摔嬰”的慘劇。另外，泄憤報復殺傷無辜平民的惡性事件也屢有發生，如黑龍江海倫市縱火案，凶手因懷疑自己的200元錢被盜就放火燒養老院以報復，致使11人喪生。另有廈門某市民因本人退休手續未被及時辦理，在高峰時段的BRT公交車上放火泄憤，燒死47名無辜民眾。這些惡性事件不光是表面的心理變態、行為偏激所能解釋，雖然具體原因不同，但是背后無不反映出人們對於生命的輕視與冷漠。須知生命才是最寶貴的，但是為了一己之私，逞一時之快，居然以犧牲生命為代價，對他人的生命毫無尊重敬畏可言，不得不說當下人文精神缺失之深重。

類似暴力事件只是人文精神在社會中整體缺失的部分表現，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危害更廣、害人更重，而且更為隱蔽的侵害行為發生，而這又往往離不開對商業利益的追逐。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地溝油事件、瘦肉精事件等，部分商家為了追求利潤竟然完全無視消費者的生命健康。這些事件暗示我們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人性的缺失，對生命缺乏應有的尊重與關懷，而如何重建人文精神就是全社會正在面臨的重大問題。

讓全社會都能尊重“人”、關注“人”

在探討物質化與泛媒介化包圍下“人”的生存狀態時，可以看到個人生命的尊嚴屢被侵害，而整個社會也經常發生人文關懷缺失的現象和事件。這樣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具體到個人而言，特別是弱勢群體，其生命、自由、尊嚴經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與保障。因而，我們的媒介批評理論建構，自然面臨著如何通過科學深入的媒介批評，合理引導和調動媒介力量，來推動當下人文精神建設的重大任務，而這一任務的核心就在於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在社會中重新樹立“人”的主體意識。本文認為要達到這一目的，從媒體出發必然要在制度建設、經濟發展、文化培養、個人價值塑造傳承方面進行推動。

第一，對權力監督和制度建設完善的推動。通過政治權力來建設人文主義，本文認為一方面要限制政治權力濫用傷害人文主義，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建設保障維護人文精神。政府是當今社會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在國家、社會運轉中起著最直接有效的管理者角色。而且由於其相比機構、組織、個體公民而言所具有的強大權力，其對社會意義上的人文精神建設也有著強大作用力。事實上，目前我國人文精神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政府必須限制自身權力，不管這一制衡力量來自外部還是內部，而媒體監督無疑是重要力量之一。

媒體監督職能發揮的語境是在政府即將或已經失職的情況下，但是一般而言，政府、媒體與社會是在一種動態的平衡中運轉，在此情況下則要求制度設計和調整更加體現民主，保障和維護人文精神。要在這種復雜的動態中建構人文主義則必然要以一種協商的方式，而這一途徑則離不開媒體發揮公共領域的職能。公共領域是哈貝馬斯的重要理論，他認為公共領域是介於社會和國家的中間領域，社會領域中富有理性的公民通過對事件的公開自由討論形成輿論進而影響政治領域決策及議程。[2]該理論認為媒體是公共領域的一種，並且通過對事實與意見的呈現推動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對話，而其重要性即是在協商中完成議題的推進與解決。而正是在這種公開理性的討論協商中，幫助社會意見的上傳下達，從而推動制度建設的完善，在法律法規的制定完善上更好地代表民意，保障民利。

第二，經濟發展助力與監督調節。媒體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體現在全世界范圍內絕大多數媒體實行產業化經營，本身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媒體由於肩負的社會責任與職業道德，也發揮著對物質主義泛濫的揭露與糾正功能。作為一種文化產業、傳媒經濟，媒體行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據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2013）》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文化產業總產值突破4萬億元（我國2012年GDP已接近52萬億元人民幣），盡管其中教育培訓與旅游佔比突破60%，但是媒體行業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加[3]，可見媒體對產業經濟的貢獻就是對自身的貢獻，而隨著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政策的推行，其對經濟的作用也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現如今中國正處於激烈的轉型期，很多市場主體、商業資本（甚或媒體自身）為了謀利往往採取一些不正當手段，但正是通過媒體的揭露才成為輿論焦點並最終朝向正面發展。媒體的報道和引發的反思在某種層面上促進了對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也讓人文價值的回歸變得可行。

第三，營造尊重人性、關懷他人的社會文化。社會文化是變動不居的，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時代的文化特征和主流價值觀念。這種文化思潮的形成與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深度相關。例如在二戰以后至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史學家將其稱作“黃金年代”）經濟突飛猛進、社會保障逐步完善、政治民主與市民參與維持高位，這一時期的文化思潮活躍繁榮、積極向上。但是在稍后的20世紀70至90年代的“危機年代”中，隨著經濟放緩（滯脹出現）、民主參與下降，社會思潮開始朝向消極，並誕生了嬉皮士、搖滾青年、解構主義等思潮[4]，深刻影響了整個世界的走勢。可見社會文化由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等條件促成，並反過來影響到同一時期人們的生活、思想以及價值觀念，進而對整個社會起作用。在中國，社會思潮變遷帶來的巨大改變也很明顯，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通過對民主、科學、自由等思潮的宣揚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啟蒙、文化推進、社會改革作用。

同樣，在人文精神逐漸受冷落的社會境遇下，重建人文主義的社會文化也能產生巨大影響，並在社會廣泛意義上影響個人、機構、國家、社會對“人”自身的重視與回歸。這一社會文化氛圍的建設必然要求各方合力完成，我國政府事實上早就在極力倡導精神文明建設，並將其提到了與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建設同等重要的高度。而思想文化界也在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人文主義缺失的問題也多有探討。對於媒體來說，其本身的文化屬性和傳播能力也決定了其在社會文化建構和傳播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信息收集、內容生產及傳播共享階段，新聞媒體絕不能為了追求眼球效應而不負責任地傳播，以至於混淆基本的價值觀。媒體要堅持應有的操守，同時提供必要的優質文化產品，幫助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

第四，倡導關懷倫理和個人價值弘揚回歸。關愛他人、保護弱小、追求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天性，人文主義既是人類所共有的價值准則，也是一種最美好的追求。所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對於人文主義的強調與重建離不開對於公民個體的身體力行。事實上人文主義落實到生活經驗中，與每個國家、民族的基本道德准則相通。另外，價值准則是社會運行的重要保障，舒德森（Schudson）將這一價值規則的形成概括為涂爾干式的社會聚合理論和韋伯式的社會控制理論，前者側重對群體的形成與身份認同作用，后者重視社會秩序的控制與遵從。[5]而人文價值的構造與回歸離不開潛移默化的涂爾干式聚合與韋伯式的社會控制的合力。媒體正是通過對人本價值的弘揚與歌頌，對有違人文的譴責與揭露，促進一種涂爾干式的對人文價值的尊重與認同，也形成了一種不具強制但又有約束的控制力量，從而促進社會中人文價值的養成與回歸，當然這種理論假設離不開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

總之，在社會中重新樹立“人”，即在當下物質化與泛媒介化的社會中，如何在這種狀況下引導人們在廣泛接受媒介時能保持應有的獨立而不至於成為一代又一代的“沙發上的土豆”“網絡依賴症患者”“社會事件的漠視者”。網絡公共領域，並不是吞噬人的理性與泯滅人的個性的場所，它應是一個自由平等、追求表達理性自律的空間。人文精神雖不是硬性強制的手段，但在建構人的價值和提倡重新樹立人的概念層面是重要的思想價值信仰，當社會發展中的某項職能缺位時，保持獨立精神的人們也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吶喊”，使自我權益在現實中得到保護，從而實現人的更加全面自由的發展。在網絡新媒體風頭正勁的時代，真正能夠找尋和拯救“人”的價值的手段既要靠每一個真實存在的個人，也須依賴整個社會群體的力量，是一套完整的文明體系建構。討論在全社會中重新樹立“人”的問題離不開對個人生命意義的回歸與重視，除此之外，宏觀上在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建構時也要將人的價值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建構一定的機制以彰顯並保障人的權利與尊嚴。而且媒體要在制度建設、經濟推進與監督、文化思潮形成和個人價值回歸方面發揮應有的推動作用。最終，如何讓人在信息汪洋中站立起來，如何讓人在新媒體時代有效地實現自我表達與自我救贖，如何讓人文精神成為媒體的根本精神，是整個21世紀必須攻克的一個思想理論陣地。

（作者為上海大學影視學院碩士生）

參考文獻：

[1]錢理群.為生命給出意義——談“靜悄悄的存在變革”[J].名作欣賞，2013（10）.

[2]J?rgen Habermas，Sara Lennox and Frank Lennox.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1964)[J].New German Critique，1974(3).49-55.

[3]張曉明，王家新，章建剛.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2-2013)[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4]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M].馬凡，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5]Michael Schudson.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J].Journalism2(2)，2001.14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