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夭折的大公報資料室

1月7日邵逸夫去世后，從紙媒到網絡，從報紙的頭版到副刊，相關報道大有鋪天蓋地之勢。然而，蘿卜快了不洗泥，再加上原本就准備不足，一些報道在事實精確與評價尺度等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問題。以至於有網友慨而言之：“媒體出來的稿子幾乎都慘不忍睹，家家隨心所欲。”

這當然有些夸張，但具體到7日中午的某網絡報道（現已刪除），則應屬實情。光是幾幅圖片，不足千字，各種硬傷就接連不斷。比如，標題明明講述的是上世紀60年代的邵氏電影，內文卻放了尤敏的照片﹔而早在1958年，她就已轉投電懋。文章還給邵氏電影裡出現的女主角們統統戴上“邵氏女郎”的光環。而要說邵氏女星的代表人物，李麗華、林黛、林鳳、何莉莉這幾位還說得過去，但是夏夢、尤敏、胡燕妮這些怎麼能算呢？尤其是夏夢，實為長城三公主之一，沒有領過邵氏的片酬，怎麼能算成邵氏的招牌呢？難怪有網友直言：“簡直無力吐槽，哪怕你百度一下呢？”

報道還稱，邵氏在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電影界可謂“風頭無二”。但誠如一位自稱書呆子的網友所說，這“明顯忽略了當年邵氏頭號勁敵電懋——以今天的眼光而言，電懋電影比邵氏更有心思更具時代氣息”。何況，當時的香港電影至少還有長城、鳳凰、新聯等，不管怎麼算，也輪不到邵氏“風頭無二”。因而有網友感嘆：“這種歷史歸結法，最可怕了。”

報道對邵氏電影片型的評述亦是慘不忍睹。以至於有網友看完全文后評論說，這樣的報道“太可怕了”，感慨邵爵士這才前腳剛走就被吹捧成這樣，提醒媒體“別把他老人家給捧壞嘍”。

瀏覽時下的媒體，不難發現：類似這樣錯漏百出、評價失當的報道，絕不止於這一篇，也絕不僅僅發生在邵逸夫一個人身上。一個新人、一本新書、一部新片，甫一出來就被捧為“史上最××”的東東，或者后面還會再加上一句被用濫了的句式：“沒有之一”。諸如此類蓋棺論定似的評價，在當下報道中可謂屢見不鮮，各種書評、影評之中尤為常見。有人或許會說，就連最近剛去世的文學史權威夏志清當年不是也認為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嗎？但即便這樣的觀點，也並非沒有爭議。更何況，執筆報道的記者們，誰敢說自己有夏先生這樣的見解學識和鑒賞能力？即便熟悉某一領域的情況，但是一涉及到歷史類的評述，也難免捉襟見肘。

報道中並非不能涉及評論，但亦須有儲備和積累，並非隨便一拍腦袋一張嘴就可以。起碼還得有証據支持。奈何一些人偏偏無知者無畏，敢於亂寫、硬寫以至濫寫。其實有些失誤是完全可以避免和防范的。比如為求事實的准確，途徑之一就是建立資料庫，或者用時髦話來說就是建設數據庫，這方面完全可以早作准備。

以《紐約時報》而言，其名人訃告一般都會提前數年就准備好。比如最近寫曼德拉的這篇就是如此。而寫這樣的文章，顯然須有雄厚的資料積累。很多外國報紙都非常注重這一點。不止一人回憶，去美國、日本等海外大報參觀時，常常為對方的信息搜集和情報工作之深入細致而感嘆甚至震驚，因為就連在我們看來很多或許不起眼的小人物、小事情，人家都有豐富的資料儲備。進入網絡時代，這方面的工作顯然比以往更便捷。比如英國報紙的文獻電子化就發展迅速，大批報紙已經建立數據庫，有效地利用紙質媒體數據，解決了研究、查詢的社會需求。

當年在《國聞周報》的發刊詞中，胡政之就指出：“今之新聞記者其職能即古之史官，而盡職之難則遠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輿論之權威，第一當先求判斷資料之事實問題。首當求真確之發現，與忠實之報道。”也正因此，和張季鸞等合伙接辦新記大公報后，他們曾擬議在報社內部搞一個資料室，可惜后來隨著抗戰爆發等而不了了之。可喜的是，近來國內學界業界不少人都逐步認識到資料庫建設之重要。更有研究者指出，建立數據庫也是媒體轉型的一項重要基礎，包括歷史積累下來的版面信息資源之數字化，以及訂閱讀者群的數據庫等。只是不少報社不願花費這樣的工夫，如此而與新媒體競爭，也就談不上有多少“優勢”了。

（作者為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