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媒體人提升判斷力所需的媒介素養

新媒體時代，多元和海量的信息拓展了傳統媒體人的視野，營造了開放的氛圍，但也提出了考驗。海量的信息中魚龍混雜，既考驗著傳統媒體人如何在垃圾信息中發現有價值的信息，更考驗著傳統媒體人在“聾子聽啞巴說瞎子看到鬼”的信息煙幕中分辨真假評析是非的能力。

評論永遠不能走在新聞前面

時評依時事而評，也就是說，須依附於新聞事實。有了新聞報道的事實，才有時評判斷的基礎。新聞是客觀的報道，評論是主觀的判斷，但評論要想擺脫主觀臆斷而盡可能保持客觀理性，必須以新聞事實為基礎，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想象。這決定了評論永遠隻能跑在新聞的后面，而不能跑在新聞的前面，不能作出超越新聞事實的判斷，不能根據碎片化的想像去拼湊出一個事實然后大加鞭撻。

可在浮躁的新媒體傳播語境中，在情緒化的信息逼著人倉促地作出判斷的壓力下，評論常常跑到了新聞的前面。比如，復旦學生投毒案剛曝出的時候，基本的事實還不清楚，作案者的動機不明，事實遠未浮出水面，可在過度追求時效的節奏中，各種“根本不關心事實”的評論粉墨登場，競相表現自己對此事依馬可待的“深刻思考”和“人文關懷”。有的反思中國的功利教育讓人沒了靈魂，有的反思被忽略的大學寢室關系，有的甚至討論起獨生子女政策對青年人格的影響。這些可能都是真問題，但跟這起投毒案有什麼關系？當時事實還不清楚，憑什麼就判斷投毒跟獨生子女政策、大學教育、大學寢室關系異化有關呢？這是典型的新聞事實不足情況下的過度反思，評論跑在了新聞前面。

有個很俏皮的說法，說過去的“筆者”如今都成了“鍵人”和“鼠輩”。傳統媒體時代，我們都是在紙上寫文章，所以都自稱“筆者”，而如今都是在電腦上打字，用的是鍵盤和鼠標，故都是“鍵人”。從“筆者”到“鍵人”，不只是稱呼的變化，更是思維方式的變化，對我們的判斷提出了很多挑戰。用筆寫字，有思考的空間，到最后發表在報紙上，更有把關空間。而如今在電腦上打字，是非常快的，快得沒有了思考的空間，情緒、偏見和浮躁輕易就會輸入電腦，加上便捷的、沒有把關的發表平台，更沒有了空間去思考。這種浮躁很容易讓評論跑在新聞的前面。

避免這類問題有三種方法。其一，要克制沖動，事實不清時不要倉促作出判斷，有時保持沉默也是一種理性，要有等待事實的耐心﹔其二，要克制自己的偏見，如果想著要去批評蒼井空，看到一條對其不利的消息時，就很容易不辨真假而猛扑上去﹔其三，要克制自己的惰性，核實需要時間和精力，可這是做新聞和評論所必需的功課，你寫的是新聞和評論，不能降低到普通無腦跟帖的層次。

抵制“簡單化”

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復雜，是哲學家常做的事﹔而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則是媒體人愛做的事，因為媒體很多時候面對的是沒多少耐心、不願動腦、厭惡復雜的大眾。信息海洋中，偷懶的讀者總希望耗費最少的時間和最小的理解力去讀懂一個可能很復雜的事物，簡單化便成了一種媒體追求。但很多時候，過度簡單化的報道思維，會扭曲事實和真相。

比如曾引起輿論爭議的一條新聞，就是“簡單化”惹的禍。在去年的余姚水災中，有網友爆料稱余姚三七市鎮某領導下鄉因穿高檔鞋，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書記將其背進災民家裡。這消息自然在輿論中炸開了鍋，當地政府也在輿論壓力下迅速嚴懲了那位干部。可據媒體后來的調查，那位干部穿的是布鞋而不是高檔鞋，也不是耍官威“騎”在村民身上，而是兩人關系很熟很好，互稱“小哥”和“小阿爸”，純粹是開玩笑背過去的。

這事兒剛一曝光時，在網上炒得很火，不少網友都留言@我讓我也發表評論。網憤滔滔之下，板磚和口水如雨點般砸向那個干部，並由此批評余姚救災不力。我一直沒有參與評論。這種沉默，是刻意與這一簡單化的情緒保持距離。不評論，是因為對網友的描述有不少懷疑，但不在現場又無法求証，隻能等待后續報道﹔不評論，是想與網憤的距離遠一些，也才能與事實近一些。保持距離，在靜默中等待更翔實的報道，也才能客觀理性。等情緒熱度過了，事實才會浮現出來。

每天各大媒體生產的新聞中，充斥著類似簡單化的敘述。這種簡單化已經形成一種新聞敘事的模式：一個有著弱勢身份標簽的受害者，一個無惡不作的壞人﹔或者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的底層人”，一個壟斷著各種資源的強者﹔或者是一個強勢的政府部門，一個求告無門的“受欺凌者”——這樣的簡單故事佔著媒體報道的很大部分，很容易喚起一種共同的“受害”感覺，形成熱點。當然，判斷的邏輯也是非常簡單的：二元對立並虛假兩難，非黑即白，非善即惡，底層就代表著正義，弱者就代表著道德優勢，權力就是惡的，體制就是罪惡的代名詞。

當記者和評論員不是站在“事實高地”和“邏輯高地”，而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激情澎湃地演講時，敘事的簡單化，思維的簡單化，加上判斷的簡單化，便生產出一條條遠離了事實真相的新聞。這些簡單化的新聞和評論，傳遞的不是正氣，而是可怕的戾氣。

拒絕“標簽化”

一些記者用腳採訪、開掘真相的能力在退化，不過，坐在電腦前編名詞、貼標簽、造概念的本領卻見長，每天都能看到記者創造的不少名詞和概念：今天這個“族”，明天那個“代”。幾天不看新聞，就OUT了，跟不上這些由新標簽新概念編織的魔幻現實。

很多標簽，在初現之時，尚能夠貼近地描述某種社會現象，可隨著標簽被無節制地濫用，標簽變成了“標簽化”，就逐漸脫離了原初定義而異化為一個刻板的概念。比如現在媒體濫用的官二代、富二代、獨二代、農二代、屌絲、公知等，從新聞標題到身份定位，再到新聞的敘事話語，各種各樣的標簽泛濫成災。一篇報道，經常很少看到具體的人，而充斥著各種流行的標簽：一個官二代恃強凌弱的故事，一個富二代利用關系擠掉農二代的故事，一個屌絲的奮斗史，一個民間烈女反抗淫官的經歷……

這種標簽化有兩大惡果：一大惡果是，預設著立場，傳遞著偏見，將先入為主的刻板認知嵌入新聞事實中，影響讀者的判斷。因為，這些標簽在定義和命名的時候，本身都已經融入了命名者的價值判斷和傾向。比如“富二代”就是一個貶義詞，而“攤二代”這個標簽則滿含悲情和同情。每當我們使用這類標簽的時候，預設的立場就會植入事實的描述中，新聞也就無法保持客觀了。當一個記者報道說一個“富二代”與“攤二代”發生沖突時，已經有了明顯的傾向。

另一大惡果是，左右著公眾的判斷，使公眾放棄了對具體新聞事實的關注。面對一堆由各種標簽描述的新聞，人們不再關心現實中具體發生了什麼，而是會根據標簽的想象去編織“事實”。有了想象，再多的事實都聽不進去了。他隻會相信自己由想象拼湊的碎片，而拒絕接受客觀的描述。

標簽化還破壞著公共空間的交流，在觀點的交鋒中，不是就觀點展開論戰，而是互貼標簽，你罵我公知，我罵你五毛，結果就是斯文掃地的互吐口水，無法形成理性的討論。

遠離互聯網幻覺

前段時間東莞掃黃在網絡上引發討論，有人自負地認為，民意一邊倒地反對政府掃黃，該到了性交易合法化的時候了。顯然，這種理解受到了網絡輿論的誤導，習慣在網上吐槽並依賴網絡作判斷的人，很容易陷入互聯網幻覺中。其實，如果從電腦前離開，到現實中問問身邊的人，尤其問問身邊的女性，會看到更全面和真實的民意，多數人和主流民意是支持政府掃黃的，中國人遠沒有“開放”到能接受紅燈區的程度。由於網絡傳播的特性和中國輿論場的特殊，偏激的聲音和反主流的態度很容易在網上被放大，所以片面依賴網絡去判斷現實，很容易作出片面甚至錯誤的判斷。

一個經常上中國微博的外國記者朋友一直非常困惑，中國貧富差距這麼大，網民對分配不公的情緒如此激烈，中國社會似乎隨時可能失控。這位生活在美國隻從網絡上了解中國的記者並不知道，中國多數人其實也並不在網上，多數上網的人並不發言，被放大的只是少數人的聲音。比如生活在中國農村的人，他們的收入雖然比城市白領差很多，但農民很多時候並不會跟城市白領和富人比，而是跟自己的過去比，跟同村的人比，這種比較使他們認為自己當然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和紅利的分享者。眼睛隻盯著互聯網個別聲音的人，是看不到這個中國基本面的。

事實上，互聯網上的中國並不代表真實的中國，隻有遠離互聯網幻覺，多離開電腦和鍵盤而扎根於泥土和實地，才會真正理解中國社會，不會用簡單的方案去套中國改革，更不會有那些輕率、浮躁和失真的判斷。這麼說並非批評和排斥網絡，而是倡導一種客觀對待網絡的態度。缺乏生活經驗的年輕人，特別要警惕整天挂在網上所沾染的那種輕浮、自閉和戾氣。

這麼說，並非貶低網絡和抬高其他傳播途徑，不是說其他的傳播途徑就更能代表現實民意，而是倡導避免依賴某一個途徑而忽略其他。客觀和理性並不是一個標准答案，也不是被誰所壟斷，但隻有全面地接受多元、多渠道的信息，才能接近客觀和理性。

很多新聞人對網絡有過度的依賴，但是負責任的新聞人一定要克制身上被外人傳染的情緒和骨子裡的惰性，從互聯網上走下來，從宅中脫離出來，走向廣闊的社會，帶著開放的心態多與各種人交流，到不一樣的世界中去了解以前陌生的生活世界。這樣才會真正對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復雜環境有所了解。

互聯網是個好東西，但沉浸在其中而不聞網下網外事，就容易在互聯網幻覺中走向反理性的迷途。

（作者為中國青年報編委、社評部主任、首席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