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民工”論與媒體管理創新

【摘要】“新聞民工”一詞近年來逐漸蔓延於媒體人的自我表述中。本文把脈“新聞民工”論之困與惑，探索“新聞民工”這一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下的媒體創新管理，從媒體評估考核體系、用人機制的革新等問題入手，求解告別“新聞民工”悲觀論、重塑新聞記者職業尊嚴和榮譽感的舉措。

【關鍵詞】“新聞民工”﹔媒體管理﹔創新﹔評估體系﹔用人機制

今年6月上旬，《南方周末》以《水均益自稱新聞民工：你就是一個可以替代的零件》為題，刊發了對央視知名國際新聞主持人水均益的專訪。其后，國內多家網站和文摘報刊轉發此文。最引發筆者關注的是該報道的標題“水均益自稱新聞民工”。在媒體工作多年，近年來也常聽一些記者自稱是“新聞民工”。從學理角度來說，“新聞民工”一詞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本文著重探討的是，無論“新聞民工”一詞的科學性、准確性如何，這一蔓延於媒體人中的表述，對媒體在現階段的創新管理有怎樣的啟發。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媒體”特指傳統媒體。

一、“新聞民工”論之觀照

改革開放以來，常常見之於報端的“民工”一詞都是狹義地指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群體。由於社會保障等各方面難以一步到位，因此在較長一段時期，“民工”往往成為“被雇佣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體”，且享受不到城市市民擁有的社會福利。當下“民工”，即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的工作環境、社會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因此，人們如今使用“民工”一詞作比喻，帶有明顯的歷史烙印和情感傾向。

2005年，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曾指出：“在今天當我們的媒體市場化后或者產業化以后，中國新一代新聞工作者正在陷入嚴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境。在一個飢腸轆轆的中國商業化媒體環境裡，中國的記者正在變成一個整天為生活奔波勞碌的人。”“中國的下一代新聞記者正在變成新聞民工，連一些基本的權利都缺乏。”[1]這可以看作學界對“新聞民工”一詞的學理解釋。一方面，一些以記者身份工作的媒體人無勞動合同、無工作証、無記者証，也就是說無合法的身份﹔另一方面，媒體的產業化、市場化也讓從事記者工作的媒體人更多地是為生計而奔波，又何談職業的崇高感和職業精神。中國人民大學何梓華教授認為，這是因為“新聞隊伍准入門檻太低了”。[2]換言之，媒體在擴張期為了降低成本，最大可能地贏得利潤，而不惜降低從業人員的准入標准，同時也降低了從業人員的各項基本保障。2007年，北京電視台出現的聘用人員炮制“紙包子”假新聞事件曾被視為一個佐証。但如果將責任都推為“媒體降低了准入門檻”顯然又過於片面，媒體不是封閉的，恰恰相反，其開放性、公眾性特征注定媒體的生存法則與社會的發展一脈相通。今年以來，從《新快報》陳永洲案到南方21世紀報網出現的新聞敲詐等諸多問題，不是媒體的獨特現象。北京台的“紙包子”事件或許還可以解釋為一個“新聞民工”“因生計所迫”或“媒體降低准入門檻”帶來的個案，那麼，21世紀報網的沉淪則應該讓所有的媒體人警覺和自省。同樣，水均益以“新聞民工”進行自嘲，不是因為他對生活待遇等物質利益的不滿，而是他對有更多機會擺脫“收視率”等功利的束縛，在更高層次實現新聞理想的吶喊。他接受訪談時的一段話投射出的是主流媒體人的困惑和追求——“也有些國際新聞收視率很高，做的都是國外的奇聞異事，一個蛇把一個蟒吃了，大家大晚上看看，熱鬧。但是健康的世界觀，靠這樣的節目永遠無法建立起來。”

綜上，“新聞民工”這一語匯的出現及其在媒體界的蔓延，與其說反映的是一種生存狀態，還不如說折射出當下記者的一種精神狀態，是記者對自己這一職業的崇高感日漸式微的主觀感受。記者的生存環境以及其所存在的媒體大環境正發生巨大的變化，這更需要媒體順勢而為，在這樣一個被普遍稱為媒體轉型期的時代，通過強化媒體組織的管理創新，激發媒體的生機和活力，提高從業人員的職業自豪感和自我認同感，這不僅僅關乎某一個記者、一家媒體的未來，而且因記者和媒體影響社會的特殊性，對社會生態圈將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

二、“新聞民工”論下的媒體管理創新

媒體管理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尤其是新媒體發展日新月異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眾多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就如何順應媒介融合潮流進行發展和變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今年以來，上海報業系統和廣電系統進行的大整合和裂變式發展舉措，富有膽略和新意。今年9月底，新華社等部門主辦的一次培訓引發了全國媒體關注，會上提出了“主流媒體客戶端建設成為媒體融合發展新陣地”的新論，這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無疑是傳統媒體突破自我、謀求創新的標志性一筆。需要指出的是，受到廣為關注的往往都是媒體基於競爭和生存的考量進行的創新之舉，鮮有哪家媒體對提高記者及其他從業人員的職業自豪感和幸福感進行積極探索的報道。誠然，報道少見，不代表就沒有。媒體的公信力、影響力、傳播力和其發展目標的實現，是需要所有從業人員按照媒體規劃願景，發揮個人聰明才智，去共同完成的。沒有充滿職業理想、職業激情的員工，又何來具有良好公眾形象和可持續競爭力的優勢媒體。從這個角度來說，把脈“新聞民工”論之惑，探索現階段媒體管理創新，恰恰是媒體有的放矢地構建傳媒新生態的必然選擇。

首先，媒體以媒介融合為契機，借助新技術，逐步改變目前單一以廣電收視率收聽率、報刊發行率等為核心指數的評估體系。新媒體的多形態傳播為看電視、聽廣播、讀報紙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渠道，機頂盒節目回放功能的普及也讓越來越多的觀眾不再按電視台“在播”的時間去收看電視節目，但有礙於行業評估手段的滯后，媒體還不得不囿於傳統的評估方式。單一的真實性、客觀性漸行漸遠的評估方式雖然考核的是媒體，決定的是一個頻道、一個欄目的收入乃至去留，但這種壓力自然會傳導到媒體人身上。如前所言，水均益自嘲為“新聞民工”並非因為個人待遇等功利因素，而恰恰是因為他不得不面對因為收視率，“最終面對《高端訪問》被撤銷的悲哀”，“收視率的壓迫會影響你對新聞的選擇”，會倒逼媒體人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掙扎，也會不可避免造成媒體人急功近利等行為選擇。如今，打破既有單一評估體系的時機已經來臨，這應該成為所有媒體的共識和行動。

其次，媒體從用人機制的基礎建設入手，消彌歷史形成的用人准入門檻參差不齊及與之相應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保障”等一系列積澱性問題。去年以來，南京廣電集團針對多年以來人員身份眾多、薪酬待遇多樣等問題，結合不同業態、不同部門、不同崗位的人力資源需求，重新進行崗位設計和薪酬分配設計，打破“在編”、“台聘”、“部聘”、“勞務派遣”、“臨時”等多種身份的區隔，做到“以崗定薪”，同時完善原來“非在編”人員的各項社會保險交納，讓“非在編”員工逐步消除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和不穩定感。從員工實際構成來看，因為“在編”以外的各種用工形式是2000年左右的產物，當時進台的大批年輕員工已經成為中堅力量，多年來因身份不同帶來的薪酬、待遇差異客觀上影響他們對職業生涯的選擇，也潛在地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很難想象，以“新聞民工”“低人一等”的心態，以謀生的心態去從事新聞工作的媒體人，會對媒體行業“超越飯碗和工作基礎上的社會責任、公共利益有更多的期待和認同”。[3]

誠然，“同工同酬”只是診療“新聞民工”心結的第一步或者說基礎，與之相配套的應該是科學的員工進入、考核和退出機制。從“進入”機制來說，媒體在以應聘者的學歷和從業經歷作為硬性招聘標准的同時，也可以通過一些柔性的方式考察其人文素養、擇業目的，宣揚媒體的核心價值觀，讓應聘者尤其是剛剛跨出大學校門的年輕后生對所要選擇的職業有正確的認知。從日常管理的考核機制來說，有必要逐步改變我國傳統媒體近年來普遍採用的“工分制”、“工單制”單一量化考核模式，將職業道德、敬業精神、創新能力、合作能力等因素納入考核體系，實施“職業道德”的“一票否決制”。對有違職業道德的從業人員予以堅決查處﹔對有良好職業道德的員工視情況給予榮譽、培訓和晉升等機會。退出機制則與考核機制環環相扣，“退出”作為懲罰手段，與“榮譽”、“晉升”等正向鼓勵，都應是科學考核的結果之一。職業的敬畏感與職業的崇高感相輔相成，媒體或多或少具有的“能進不能出”的國企通病，讓很多員工恰恰失去了職業的敬畏感。通過科學管理，讓媒體人重拾職業的敬畏感，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角色，審視自我的付出，以產生職業的崇高感。其中，機制的科學性和實施的公正性極為重要。如果再進一步延展，還涉及到媒體在現階段的企業文化建設創新。

就在勾勒本文之時，筆者看到今年9月26日《人民日報》以近一整版篇幅討論職業榮譽感問題，其標題是《“新聞民工”“全職保姆”“私人家丁”等類似稱呼層出不窮，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在否定自己的職業——“職業榮譽感”哪去了》。正如該文所言，“誰把職業榮譽感弄丟了？沒有榮譽感的職業能成就偉大的職業嗎？”告別“新聞民工”的悲觀論，重塑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和榮譽感，與媒體和媒體人的榮辱休戚相關，也是媒體提升軟實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征程上不可忽視的命題。（柴躍勝：南京廣播電視集團辦公室主任）

注釋：

[1]李希光.轉型中的新聞學.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

[2]羅建華.從“新聞民工”到“新聞記者”.新聞記者，2007（12）.

[3]周凱等.新聞：是無冕之王還是新聞民工.中國青年報，2011-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