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行报律》风波与民国初年的新闻法制建设【2】

对于《暂行报律》的出现，现行研究者多以尊重历史、审视历史的态度给予支持。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该报律规定的内容强调的是报纸杂志出版应该登记，不可报道失实和毁人名誉三项，这三项几乎是所有的新闻法律都要涉及的，《暂行报律》并无逾越。至于“不准在报刊上散布破坏共和国体的言论”项，在民国初始，各种情况纷繁复杂，外有敌对国虎视眈眈，内有晚清残余势力时刻伺机复辟，从新闻法的角度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十分必要。如实报道以及禁止散布破坏共和政体的言论，是新闻媒体应尽的职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政权，暂定的报律对新闻事业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是完全必要的。在当时报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新政权对全国的新闻媒体进行大致了解，要求注册在案是在情理之中的。

显然，民初新闻界幻想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显然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绝对自由是不现实的。报界在《暂行报律》风波上的胜利，并不是新闻自由思想的胜利，也不是新闻界良性发展的体现。这种毫无法律约束的自由，在导致新闻人对自由的滥用同时，必然会掀起一轮更强大对新闻活动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初新闻人思想上的幼稚和对西方新闻自由理解上的偏差。

四、“暂行报律”风波对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影响

新闻法制是指有关新闻业的法律、规章和管理制度，涉及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和管理、新闻业内部行为准则等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原则上确立了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新闻法制准则，是开始在中国建立自由新闻体制的标志。实际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十分重视报刊的舆论引导功能，在革命促成过程中，反复提及报刊的宣传引导作用。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对革命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评价极高。曾在《民立报》的茶话会上说过“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心中。[10]”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纸应守规则》，无形中被废除了。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原则的国民政府形式上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新统治者，新闻自由似乎获得了以往所不曾有的对待。《暂行报律》明文肯定言论出版自由，相比于先前的专制报律，在中国新闻法制演进过程中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新闻法演进的第一次自觉选择新闻法律制度。也正因为这次《暂行报律》风波的产生在民国初立之时，军阀势力，清末残余，国外各方势力群立，甚至当时革命派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主张绝对民主和自由的人们，这些不同的势力和组织基于不同的目的一起反对《暂行报律》，报律的夭折是注定的结局。“民初《暂行报律》事件不只是一场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更是几派政治势力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一次攻击。”

单纯从新闻法自身发展来看，这次绝对新闻自由的“无法”状态的形成，也为此后袁世凯政府制造“癸丑报灾”提供了机会。袁世凯上台后，为了是现状及的绝对专制目的，以新闻界自由无序发展为由，颁布对新闻界实行严密控制的《报纸条例》，实行比清朝更严密的言论控制制度。并以《报纸条例》为执法依据，对异己的报刊和报人加以迫害，民初报人努力争取并认为已经获得的“绝对新闻自由”在袁世凯政府的打压下成为一纸空谈。纵观历史，人类取得的所有成果均有赖于法律的肯定与保障。新闻法律法规自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限制规范报业和新闻从业者的行为的同时，对新闻业实行有效的管制，防止言论自由泛滥和报业无序发展，从某些层面也保护了新闻业。从根本上说，在特定历史时期新闻法规的出现，也是为了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国家社会的安定，没有了这些基础，新闻事业是无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M].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

[2] 章太炎政论选集[M].上海:中华书局,1977.

[3] 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J].孙中山全集[G].上海:中华书局,1982.

[4] 报界俱进会大会纪事[N].申报,1910-09-07.

[5]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团体[J].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 复旦大学街闻系街闻史教研室.中国新闻史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 通告全国报界[N].申报,1912-05-14.

[8] 全国报界俱进会大会第二日记事[N].申报,1912-06-08.

[9] 论国会宜早召集[N].申报,1912-03-06.

[10] 论新政府今日急宜痛除虚骄之习[N].申报,1912-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