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舆论是公众经过公开讨论并得到公开表达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意见。而自近代文明以来,公开讨论和表达的最重要的平台就是大众传媒,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媒体。媒体既是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的最重要的载体,又是公众舆论的表达者和引导者,从而推动自在的舆论向自为的舆论转化。然而,在信息泛滥、难辨真假的今天,出于追求轰动效应、追逐市场利润又或者其他目的,有些媒体把重心转移到吸引“眼球”上来,削弱了社会责任,也降低了公信力。本文以“南加州大学枪击案”为切入点,以美联社、腾讯为例,探讨和剖析了中美两大媒体对于此事件的新闻报道方式,两家媒体机构对于舆论引导的偏颇是对媒体界,乃至整个传播学界的一个警示。
关键词:南加州大学枪击案;中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美联社;腾讯
2012年4月11日,两名23岁的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附近遭到匪徒枪击,不治身亡。美联社记者以第一报道者的身份首发简讯,内容是“两名遇难者在遇难时,驾驶着一辆全新市值6万美元的3系豪华宝马跑车”。此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现场记者在直播中继续援引美联社的该错误说法。而相比美国方面具有错误引导性的报道,国内中新社在枪击案发生数小时后发布了更为客观的编译英文报道,并未渲染车辆的新旧程度和价格,但二次传播时,以腾讯为代表的部分国内门户网站,迅速喧宾夺主地把“最新宝马”、“一男一女”、“深夜死亡”等元素放于标题显著位置,引起大量不实猜测。这本是一件理应客观公正报道的新闻事件,却在“失实”、“炒作”、“媚俗”的粉饰下饱受争论。
一、主流媒体负导向议程设置掀起舆论风波
(一)美联社:误导性报道企图推卸治安责任
美国“南加州大学枪击案”发生后,作为案发当地媒体兼第一报道者身份的美联社提供的新闻报道有失真实性,将事件报道的中心放在“市值6万美元的3系豪华宝马跑车”上,把一件枪击案瞬间变为抢劫案,同时更是将舆论的关注点由受害者转移到“因为炫富,所以遇害”的简单逻辑层面,接下来的福克斯电视台和其他知名媒体更是不加思索地将这篇有失真实性的报道大肆传播,掀起舆论的第一高潮。身为一家资深的媒体机构,美联社就“枪击案”这一社会事实制造“炫富招祸”的舆论导向,试图粉饰案件的恶劣程度,分散大众的关注焦点,他们“善于利用受众的心理认知模式和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不惜肆意歪曲事实”[1]。这样的新闻导向促使大众在潜意识里对此次案件形成“由富及祸”的第一印象,潜移默化的分散了人们对当地治安情况的质疑,从而减少舆论对政府和警署工作的谴责。此外,南加州大学校方更是反复强调遇害学生居住于远离校园的居民区,企图推卸责任,协助媒体完成扭曲舆论矛头的工作。美联社的报道现场已然成为了政府相关部门用来转移舆论注意力和大众关注焦点的利器,成为了美方特定群体的喉舌,带有明显的地方袒护倾向。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主流媒体并没有印象中刻画的那样客观和真实,仅用只言片语便将舆论焦点从治安问题转移到遇难者自身行为问题。时至今日,案件被延期审理的同时,我们仍然很难见到美方关于此次案件的正面报道,更多的新闻报道来自于对犯罪嫌疑人身世和成长环境的剖析。
(二)腾讯等国内媒体:商业利益推动下的报道失实
新闻媒介是舆论的引导者,吸引受众按照新闻媒介的意见思考问题,深刻、牢固地把所代表的舆论引向深入,这就产生了引导舆论的机制。如若表达意见违背真理,歪曲事实,蛊惑人心,便形成负向舆论。负向舆论主观武断、诽谤造谣,掀起阵阵舆论攻势,扭曲对事物的认识[2]。国内部分媒体包括腾讯在内的一些大型门户网站对"南加州大学枪击案"的报道纷纷采用“一男一女”、“凌晨一点”以及“全新宝马”等字样置顶,企图制造舆论焦点,吸引观众眼球。这一系列次新闻重点字眼的过分强调不由分说的将“官二代”、“富二代”、“桃色纠纷”等莫须有的标签贴在两名遇害者头上,同时更在第一时间使得大批量的网民激愤的完全忽视了人本性中的恻隐之心,取而代之的是“死有余辜”,“大快人心”的恶言冷语。有失公正和客观的新闻报道、扭曲事实的二次转播、失去理智的愤怒网民、处境尴尬的海外留学生等一系列不寻常的反应把一件平常的枪击案不断升级,舆论的强大威力可见一斑。媒体看似无意的文字游戏就可能引起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
社会舆论其实是在“媒体所设置好的一定‘框架’之中进行的。而且,这个框架起着引导言论的作用”[3]。以网民为首的舆论主体对于此事件的非理性认识及言论,媒体难辞其咎。媒体自然知道“人们更容易找到跟自己思想一致的信息和支持者”[4]。对这次枪击案,美国媒体为了推卸责任,国内媒体为了商业利益,对新闻报道设置了虚假、歪曲的负面议程取向,在大量的失实信息轰炸之下,受众极易失去理性及辨别是非的能力,盲从与冲动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其心理主导。媒体片面摘取“豪华宝马”、“凌晨一点”、“一男一女”这样的次重点进行报道,不择手段地博得点击率、发行量以吸引眼球,这样的议程引导及取向,激发的必然是网民对于已经被妖魔化了的留学生的憎恶而不是同情,必然助长了对被认为是富二代、官二代的死者“一边倒”式的谩骂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