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性突发事件反思媒体的社会责任【2】

（三）舆论监督责任的缺失

我国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是衡量新闻媒体的党性和战斗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就指出，“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新闻媒体切实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责任，勇于开展舆论监督，也是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消弭于萌芽状态，提高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改进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营造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保证。因此，各级新闻媒体理应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责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但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却暴露了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做得很不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很多是因为个别地方领导干部腐败，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或者漠视群众利益，办事不公开，处事不公正，作风粗暴引起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就指出，“国内有的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深层次的原因，是人民群众对当地有的干部有意见。”“现在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主要的是少数干部作风不好造成的。”他说：“在去年500多批次赴省集体上访中，因干部作风问题引发的近200批，占到了总量的近40%。由于部分干部作风不好，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不少小问题拖来拖去成了老大难，有些一般性的矛盾被人为地激化。[6]”

显然，对于腐败和干部作风问题，新闻媒体应该承担起舆论监督责任。“不怕上告，只怕上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是有利于防止、克服腐败行为和一切不正之风的。

但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却反映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责任的缺失。例如2009年3月海南东方市发生的村民打砸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及千人械斗的恶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就与当地政府及干部失职渎职有很大关系。当地政府“一方面对感城镇恶劣的治安状况放任不管；一方面，镇里的一些干部和感城派出所干警，向违法人员收取保护费，任由他们在镇上开了多家彩球赌场”；“镇上有十几个赌场，边防派出所的所长只知道收保护费，白天睡觉、晚上赌钱，每受理一个案件还要收取1000元的手续费，即便这样仍不处理案件。”后来发展到当地有个村子260多个初中生都不敢去学校上学都没有人管的地步[7]。然而，对这些地方政府和干部失职渎职行为，没有媒体进行及时报道和监督，最终导致恶性群体性事件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

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社会预警、人民喉舌和舆论监督责任。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缺失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与个别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对新闻报道的各种掣肘、各种限制有很大关系。从主观维度来看，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一些新闻媒体片面追逐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社会责任

自从走向市场后，我国一些媒体的工作方针悄然发生了变化，“它的最高使命已经不再是承载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权和社会的政治动员工具，而是市场上昼夜不停的印钞机。”它们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把社会责任抛到了脑后。在新闻报道上，也是对利润的算计取代了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市场效益成为新闻报道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

首先，将商品生产销售的法则引入媒体运作，对发行量、收视（听）率和点击率，以及广告的关心，远远大于对新闻报道的社会效益的关心，把媒体本应承担的社会预警、人民喉舌和舆论监督的责任转换成生产迎合受众和广告商的产品赚取利润。

在新闻报道上，表现为强调新闻的商业价值，强调卖点和怎样吸引受众的眼球，而不是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从而导致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和人民群众疾苦的严肃新闻越来越少，而所谓的“星闻”、“腥闻”、“性闻”之类的低俗新闻、琐细无聊的猎奇新闻充斥版面和荧屏。

其次，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些媒体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不再肯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严肃新闻的报道，特别是需要花费较大成本的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中去，而是大量采用所谓的自由撰稿人通过道听途说加奇思妙想而拼凑的奇闻怪事，或者干脆从网上扒来所谓的“娱讯”、“八卦新闻”来填充版面和时段。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许多媒体的新闻报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的多，而及时发现和报道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的少，以至于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时，受众常常感到非常突然、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