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新闻伦理的困境

摘 要：全球化迫使很多领域不得不对自身现有的状况进行重新评价，包括新闻界。新闻媒介的全球化也使得我们开始介入道德和伦理问题。国家主义，文化偏见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新闻媒体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的从事新闻活动，这些都使得新闻伦理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遭遇现实困境。本文探讨的内容即是从全球化语境出发，新闻伦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对全球普适性的新闻伦理的思索。

关键词：全球化；跨文化；新闻伦理

从事新闻伦理研究的任何人都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就是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强迫我们对新闻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的发展，加之国家间的经济文化等各个壁垒渐渐打破，全球化已然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备受关注的现象。世界日渐触手可及无疑意味着我们可能更多的被放在一个公共的层面被围观，多方的挑战和质疑使得原有的秩序被打乱，甚至连同伦理道德世界在冲突中也变得难以自守，这对于原本进展就缓慢的新闻伦理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一、全球化之于新闻伦理

新闻媒介的全球化使得我们开始介入道德和伦理问题，媒介的聚焦已打破了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平衡，打开了更多隐秘的空间，这也在无形中提出了新的问题。

第一，全球化时代，媒体的作用日益凸显，媒介扮演的角色和比重也开始被广泛关注，政治力量，集团控制等多方力量较之以前对新闻媒介的控制力度又有所增加，媒介的民主性有所削弱，比如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化加强了聚合趋势，创造了很多的大型媒体集团，全球媒介市场应运而生，但是对于很多欠发达的国家来说，他们参与国际市场并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国际集团操作的传播系统。媒介一旦开始面向国际，它本身可以开发的包装政治，市场宣传的功能就被无限放大，这损害了新闻媒体自身的名誉，媒介丧失了对传统道德和伦理的守护，其在公共领域内的公信力也必然开始减弱。

第二，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引发的公共危机日益加剧，新闻业在公共危机下面临伦理挑战。在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国的记者一度反思过自身，认为自己在报道新闻时做出了令人失望的行动，美国新奥尔良日报的吉姆?艾默思向美国以及全球的新闻从业者呼吁：我们必须找回我们追求新闻事业理想的勇气，我们的责任是报道新闻的真相，尤其是当这些真相并不受欢迎时……我们不得不期待着新闻媒介重新焕发出以往曾有的维护公众利益的激情，承担起随自由而来的社会责任。[1]”在危机报道中，如何坚守住新闻专业主义，如何不受权力干扰客观公正的报道信息对于新闻职业来说是无法逃避的一大挑战。

第三，全球化时代传播技术日益进步，在这种技术的进步下，媒介采集和传播本国或者全世界各个角落信息能力也越来越强。这样的环境中，新闻有可能成了这个职业为它所服务的社区制造出来的东西。作为一种职业，新闻界最大的伦理和政治就是信息质量需求——告知真相，这是新闻职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2]。

二、全球化语境中新闻伦理的双重障碍

新闻伦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诸多问题，专业主义也在这种挑战中倍受考验。但究其本质层面上，全球化浪潮中，新闻伦理面临的困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进行探讨。

1.无形的壁垒——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尽管全球化呈现出历史必然性，但国家主义仍然根深蒂固。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日渐缩微，基本上每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被功能强大的媒体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在新闻中，尤其是国际新闻中，不论是东西方，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找到“国家主义”的痕迹。国家主义在新闻报道中一旦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全球化的浪潮中，媒体很难在伦理道德方面能够“自持”。美国自由论坛主席Chaeles L. Overby曾提出“新闻公正性公式”：A+B+C+D+E=F（Accuracy +Balance +Completeness +Detachment +Ethics=Fairness），即“准确+平衡+全面+客观+伦理=公正”。这为我们评价新闻的公正性一面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考察概念，一一对应之下，凡是涉及国家利益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涉外报道，能都达到公正标准的新闻微乎其微，我们以美国报纸在对伊拉克战争报道为例，在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媒体内部还存在着很多质疑的话语，但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事很快被全球范围关注，美国报纸一反常态，质疑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的言论出现了“戏剧性减少”。

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利益的关注更为迫切，而无法摆脱政府干涉的媒介也在无形之中成为政府思想控制的触角，站在国家和政府的角度说话，丧失独立性的媒介也就忽视了对新闻伦理的守护。媒体在这场“战役”中被迫丧失标榜客观、公正的职业原旨主义，成为政治、经济系统的形象代言人。在“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假想下，媒介将强势集团的权力意志以隐喻的价值预设注入受众皮下，新闻客观、公正成为强势话语的牺牲品，新闻成为一种“策略性仪式”。[3]

2.跨文化对话：新闻伦理的考验。20世纪40年代，跨文化传播开始兴起，并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日渐被推进，这使得新闻界不得不正视这样的问题。如何增强传播的效果，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很多媒体作为传者在传播的过程往往无意或者刻意忽视这种文化差异，强制用自己的文化或者价值观念渗透到新闻传播中去，使得受传者分外惧怕自身的文化特性受到摧残。面对文化同质化的威胁，文化所固有的传承性形成了人类对自身起源探寻的欲望，引发了人们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心理内驱力。因而，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通过传播媒介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防止被演变和同化[4]。新闻作为文化的一种类型，同样呈现出全球性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很多文化误读的现象产生，伴随着双方的文化误读，一方面给跨文化的传播带来障碍，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了不少新闻伦理道德问题的产生。丹麦《日德兰邮报》2005年向该国25名漫画家约稿，请他们画出自己心目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样子并于同年9月版刊登了其中12张漫画，其中一幅先知戴着一条像炸弹一样的头巾。这种对先知的负面描绘触犯了伊斯兰教义，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穆斯林的愤慨。丹麦政府尽管表示对此事处理不周，但也指出这是丹麦民族的幽默特质，并强调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此后，德国、瑞典、挪威、比利时、冰岛及其他欧洲国家及美国的报纸也陆续刊登了这些漫画。伊斯兰世界的抵触情绪亦逐步升温，最终演变成了一起国际瞩目的政治事件，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质疑也因此产生，要想更好的完成跨文化传播，是不是意味着传播的一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文化或者价值观，去迁就另一方，如果不是，那么传播的障碍如何消除？如何在形成拉锯局面的两种文化中找到更好的位置？Casmir描述了一种纠缠在一起的“第三文化”，其中也包括伦理道德，当一种文化遭遇另外一种文化时，第三种文化就会出现，从相互作用到依赖再到最后互相依赖[5]。它不属于某个国家和民族，而是在融合与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要求我们在传播过程中要运用多元文化视角，对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不同文化体系持有平等的态度，在认同自身文化的同时，允许其他文化的存在和传播，接受两者的和谐共存。李希光先生在《对话新闻与和谐世界》一文中提出，和平与对话是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们的共识，“与想象中的敌人开展对话式新闻”。所谓对话式新闻是指多样的新闻和多样的观点呈现在同一张报纸或同一个卫星频道上，而不是出现在不同的报纸或不同的电视频道[7]。但很少有媒体愿意呈现这种对话平台，并不是没有对话的能力，而是一旦对话的结果有悖于媒体愿意，那这种对话对于媒体来说似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新闻界本身就被很多外在因素左右的，完全独立的媒体几乎没有，而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新闻媒介的压力显然更大，在强压下要想真切践行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也就显得更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