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摘 要：鉴于纪录片创作实践中虚构手法的运用和纪录片真实性理论边界的消失，基于作者创制的电视记录场理论，分析了纪录片拍摄现场的微观结构和内在机制，认为电视记录在被摄对象的自然状态下可以记录和还原事物的真实面貌，在被摄对象的自主状态等建构性场境中的电视记录也有真实性成分，因此纪录片拍摄中“情景再现”手法的运用要遵循若干基本原则，理论发展需要扼守内容上的“事件本原”和方法上的“探索发现”的底线，以捍卫使纪录片区别于其他形态的媒体文本的独立性。
关键词：纪录片；电视记录；真实性
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的理论脉络，从电影一出世就延续到了今天。围绕纪录片真实性争论的循环往复的历史和混杂不清的现实，充满了学者和实做者形形色色的经验和理念。这些纷杂的观点到今天仍没有一个理论可以统合或是给予高屋建瓴的解说。电视记录的场理论[1-3]，作为一种电视记录的微观理论，真切地植根于电视业界实践，同时又在理论上有所整合提升。本文力图运用电视记录场理论对纪录片真实性的争论做一个理论的归结并廓清理论和方法的边界。
一、电视记录场理论
电视记录场理论是一种精细地描述电视拍摄现场要素对记录性质影响的理论[1-3]。这一理论认为：电视记录的场是拍摄现场诸要素（被摄对象、摄像机/摄像师、记者等）及其带有的权力关系共同构成的客观实在。
电视记录场理论认为：在被摄对象、记者/主持人、摄像机/摄像师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现场基本关系中，可以区分出五个不同质的电视记录场，即第一场（被摄对象的自然状态），第二场（被摄对象的自主状态），第三场（记者的采访状态），第四场（记者/主持人现场播报状态），第五场（主持人演播室播报状态），如图2所示。
在第一场中，被摄对象没有感知到摄像机/摄影师的存在，处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在第二场中，被摄对象明确感知到了摄像机/摄影师的存在，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主观上忽视了摄像机/摄影师存在的事实。比如，被摄对象与电视拍摄团队十分熟稔，以至于对拍摄习以为常。第三场是记者的采访状态。记者、被摄对象、摄像机/摄影师三者均明确知道“这是一场采访”。第四场是记者（主持人）现场的播报状态。第五场是主持人演播室播报状态。
其中，第四场与第五场的区别在于，在第四场中记者/主持人的现场播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在第五场中，现场仅由主持人、摄像机/摄影师两组要素组成，是一个纯粹的工作现场。在上述这五个场中，前四个可能处于同一个现实时空中。引起场的性质变化的是现场“三要素”（被摄对象、记者/主持人、摄像机/摄像师）及其心理变化。不同场中拍摄的镜头，存在着明显的意义差别。
二、动作性场境中纪录片真实性的发生机制
一般而言，当下关于纪录与真实的前沿理论，还是倾向认为纪录本身是建构性的。建构论认为，客观真实不可知，媒体是从无数零碎的社会事件中主动挑选、重组、编排信息，所以形成了对客观真实不同角度的诠释和符号意义的争夺。但是，本文将论证的观点是：纪录片在某种可定的情况下（第一场），可以真实记录和再现事物的真实面貌，即使是在有多重权力关系介入的情况下（第二场和第三场），仍然有可能在建构真实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通过上述对电视记录场理论进行模型的简单介绍，可以把电视记录模型中的五个场分成两类不同性质的场境：第一场和第二场是以动作性为主的场境，称之为“动作性场境”；第三场、第四场和第五场是以语言为特征的，称之为“语言性场境”。这两类场境在纪录片的真实性建构中，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和机制。
1.第一场纪录再现真实的可能性。在第一场，被摄对象并不知道有摄像机的存在，如果这时通过偷拍的方法记录到这个人的生活片断，这里的影像记录实际上就完全捕捉和再现了此人的生活情境。所以，来自电视记录第一场的信息无疑具有客观的真实性，或者说它再现了客观真实的原貌。电视记录（影像记录）在这个场境中，无间隙地迫近了事物的真实状态。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视记录（影像记录）在事物的自然场境中是可以具有最大限度的真实性的。这里的最大限度是相比于其它的文本编码方式和记录方式而言的，比如故事片电影、新闻报道。现实中所有的以真实性为标签的文本方式都十分注重来自第一场镜头的采集和使用。在电视和网络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偷拍的镜头，这些镜头的真实性和质感都给予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不仅如此，人们还对这些图像所表达的现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2.第二场的游移状态和真实性建构机理。第二场即被摄对象的自主状态，它是被摄对象主观上忽视摄像机存在的一个现场——这个现场在理论上是由“第一场悖论”所造成的。就是说，摄像机一旦出现在被摄对象面前，被摄对象的自然状态立即消失，直接被拖入第三场（被摄对象的采访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