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民工”论与媒体管理创新

【摘要】“新闻民工”一词近年来逐渐蔓延于媒体人的自我表述中。本文把脉“新闻民工”论之困与惑，探索“新闻民工”这一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下的媒体创新管理，从媒体评估考核体系、用人机制的革新等问题入手，求解告别“新闻民工”悲观论、重塑新闻记者职业尊严和荣誉感的举措。

【关键词】“新闻民工”；媒体管理；创新；评估体系；用人机制

今年6月上旬，《南方周末》以《水均益自称新闻民工：你就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为题，刊发了对央视知名国际新闻主持人水均益的专访。其后，国内多家网站和文摘报刊转发此文。最引发笔者关注的是该报道的标题“水均益自称新闻民工”。在媒体工作多年，近年来也常听一些记者自称是“新闻民工”。从学理角度来说，“新闻民工”一词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本文着重探讨的是，无论“新闻民工”一词的科学性、准确性如何，这一蔓延于媒体人中的表述，对媒体在现阶段的创新管理有怎样的启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媒体”特指传统媒体。

一、“新闻民工”论之观照

改革开放以来，常常见之于报端的“民工”一词都是狭义地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群体。由于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难以一步到位，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民工”往往成为“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且享受不到城市市民拥有的社会福利。当下“民工”，即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环境、社会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因此，人们如今使用“民工”一词作比喻，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和情感倾向。

2005年，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曾指出：“在今天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后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境。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人。”“中国的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1]这可以看作学界对“新闻民工”一词的学理解释。一方面，一些以记者身份工作的媒体人无劳动合同、无工作证、无记者证，也就是说无合法的身份；另一方面，媒体的产业化、市场化也让从事记者工作的媒体人更多地是为生计而奔波，又何谈职业的崇高感和职业精神。中国人民大学何梓华教授认为，这是因为“新闻队伍准入门槛太低了”。[2]换言之，媒体在扩张期为了降低成本，最大可能地赢得利润，而不惜降低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同时也降低了从业人员的各项基本保障。2007年，北京电视台出现的聘用人员炮制“纸包子”假新闻事件曾被视为一个佐证。但如果将责任都推为“媒体降低了准入门槛”显然又过于片面，媒体不是封闭的，恰恰相反，其开放性、公众性特征注定媒体的生存法则与社会的发展一脉相通。今年以来，从《新快报》陈永洲案到南方21世纪报网出现的新闻敲诈等诸多问题，不是媒体的独特现象。北京台的“纸包子”事件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一个“新闻民工”“因生计所迫”或“媒体降低准入门槛”带来的个案，那么，21世纪报网的沉沦则应该让所有的媒体人警觉和自省。同样，水均益以“新闻民工”进行自嘲，不是因为他对生活待遇等物质利益的不满，而是他对有更多机会摆脱“收视率”等功利的束缚，在更高层次实现新闻理想的呐喊。他接受访谈时的一段话投射出的是主流媒体人的困惑和追求——“也有些国际新闻收视率很高，做的都是国外的奇闻异事，一个蛇把一个蟒吃了，大家大晚上看看，热闹。但是健康的世界观，靠这样的节目永远无法建立起来。”

综上，“新闻民工”这一语汇的出现及其在媒体界的蔓延，与其说反映的是一种生存状态，还不如说折射出当下记者的一种精神状态，是记者对自己这一职业的崇高感日渐式微的主观感受。记者的生存环境以及其所存在的媒体大环境正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更需要媒体顺势而为，在这样一个被普遍称为媒体转型期的时代，通过强化媒体组织的管理创新，激发媒体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自豪感和自我认同感，这不仅仅关乎某一个记者、一家媒体的未来，而且因记者和媒体影响社会的特殊性，对社会生态圈将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新闻民工”论下的媒体管理创新

媒体管理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众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就如何顺应媒介融合潮流进行发展和变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今年以来，上海报业系统和广电系统进行的大整合和裂变式发展举措，富有胆略和新意。今年9月底，新华社等部门主办的一次培训引发了全国媒体关注，会上提出了“主流媒体客户端建设成为媒体融合发展新阵地”的新论，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无疑是传统媒体突破自我、谋求创新的标志性一笔。需要指出的是，受到广为关注的往往都是媒体基于竞争和生存的考量进行的创新之举，鲜有哪家媒体对提高记者及其他从业人员的职业自豪感和幸福感进行积极探索的报道。诚然，报道少见，不代表就没有。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和其发展目标的实现，是需要所有从业人员按照媒体规划愿景，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去共同完成的。没有充满职业理想、职业激情的员工，又何来具有良好公众形象和可持续竞争力的优势媒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把脉“新闻民工”论之惑，探索现阶段媒体管理创新，恰恰是媒体有的放矢地构建传媒新生态的必然选择。

首先，媒体以媒介融合为契机，借助新技术，逐步改变目前单一以广电收视率收听率、报刊发行率等为核心指数的评估体系。新媒体的多形态传播为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渠道，机顶盒节目回放功能的普及也让越来越多的观众不再按电视台“在播”的时间去收看电视节目，但有碍于行业评估手段的滞后，媒体还不得不囿于传统的评估方式。单一的真实性、客观性渐行渐远的评估方式虽然考核的是媒体，决定的是一个频道、一个栏目的收入乃至去留，但这种压力自然会传导到媒体人身上。如前所言，水均益自嘲为“新闻民工”并非因为个人待遇等功利因素，而恰恰是因为他不得不面对因为收视率，“最终面对《高端访问》被撤销的悲哀”，“收视率的压迫会影响你对新闻的选择”，会倒逼媒体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也会不可避免造成媒体人急功近利等行为选择。如今，打破既有单一评估体系的时机已经来临，这应该成为所有媒体的共识和行动。

其次，媒体从用人机制的基础建设入手，消弥历史形成的用人准入门槛参差不齐及与之相应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保障”等一系列积淀性问题。去年以来，南京广电集团针对多年以来人员身份众多、薪酬待遇多样等问题，结合不同业态、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人力资源需求，重新进行岗位设计和薪酬分配设计，打破“在编”、“台聘”、“部聘”、“劳务派遣”、“临时”等多种身份的区隔，做到“以岗定薪”，同时完善原来“非在编”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交纳，让“非在编”员工逐步消除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和不稳定感。从员工实际构成来看，因为“在编”以外的各种用工形式是2000年左右的产物，当时进台的大批年轻员工已经成为中坚力量，多年来因身份不同带来的薪酬、待遇差异客观上影响他们对职业生涯的选择，也潜在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很难想象，以“新闻民工”“低人一等”的心态，以谋生的心态去从事新闻工作的媒体人，会对媒体行业“超越饭碗和工作基础上的社会责任、公共利益有更多的期待和认同”。[3]

诚然，“同工同酬”只是诊疗“新闻民工”心结的第一步或者说基础，与之相配套的应该是科学的员工进入、考核和退出机制。从“进入”机制来说，媒体在以应聘者的学历和从业经历作为硬性招聘标准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一些柔性的方式考察其人文素养、择业目的，宣扬媒体的核心价值观，让应聘者尤其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后生对所要选择的职业有正确的认知。从日常管理的考核机制来说，有必要逐步改变我国传统媒体近年来普遍采用的“工分制”、“工单制”单一量化考核模式，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等因素纳入考核体系，实施“职业道德”的“一票否决制”。对有违职业道德的从业人员予以坚决查处；对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员工视情况给予荣誉、培训和晋升等机会。退出机制则与考核机制环环相扣，“退出”作为惩罚手段，与“荣誉”、“晋升”等正向鼓励，都应是科学考核的结果之一。职业的敬畏感与职业的崇高感相辅相成，媒体或多或少具有的“能进不能出”的国企通病，让很多员工恰恰失去了职业的敬畏感。通过科学管理，让媒体人重拾职业的敬畏感，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角色，审视自我的付出，以产生职业的崇高感。其中，机制的科学性和实施的公正性极为重要。如果再进一步延展，还涉及到媒体在现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创新。

就在勾勒本文之时，笔者看到今年9月26日《人民日报》以近一整版篇幅讨论职业荣誉感问题，其标题是《“新闻民工”“全职保姆”“私人家丁”等类似称呼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在否定自己的职业——“职业荣誉感”哪去了》。正如该文所言，“谁把职业荣誉感弄丢了？没有荣誉感的职业能成就伟大的职业吗？”告别“新闻民工”的悲观论，重塑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感，与媒体和媒体人的荣辱休戚相关，也是媒体提升软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征程上不可忽视的命题。（柴跃胜：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办公室主任）

注释：

[1]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2]罗建华.从“新闻民工”到“新闻记者”.新闻记者，2007（12）.

[3]周凯等.新闻：是无冕之王还是新闻民工.中国青年报，2011-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