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教授谈《香港华字日报》早期大量原件发掘的意义

香港是中国近代报业的重要源头。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报刊，也就是所谓的“新报”，正是鸦片战争以后在香港兴起的。其中，19世纪70年代是值得特别专注的关键历史时刻，在此期间香港中文报刊经历“双重转型”——形式上纷纷由“周三次刊”转变为名副其实的日报，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是中国报业先驱逐渐摆脱洋人操控，开始独立办报。不过，因为第一手资料的缺乏，新闻史学界对这段历史一直缺乏充分考察。以当时并存的三大中文日报为例，《香港中外新报》仅存一份原件，《香港华字日报》只有一期影印件，《循环日报》留存情况最好，约有半年的原件。

这些有限的原始资料，大多由卓南生教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出来。依据发掘出的报纸原件，卓先生对早期的近代中文报纸进行了精细的考察，推翻了一些流传多年的错误定论，贡献了大量新颖可靠的知识和见解。对此，方汉奇先生曾赞叹“在中国新闻史学界引起了石破天惊的效应”。卓先生的代表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也成为近代早期中文报刊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时隔近三十年后，卓南生教授再展光华，在新闻史料发掘方面做出新的贡献。2014年11月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的盛大年会在暨南大学举行，卓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宣布了他的重大发现：《香港华字日报》创刊初期两年又三个多月（1872年5月6日第9号至1874年8月25日第442号，内有缺号）多达400余份报纸原件，现存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通过考察上述大量原始素材，该报早期面貌进一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探讨近代中文报业早期历史的一些关键问题，从此有了新的线索与依据。11月6日，在“北大新闻学茶座”第42次活动中，卓先生进一步阐明这项重大发现的背景、过程及意义，并由此展开，与出席本次活动的青年师生分享了他对新闻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新发掘的最早一期的原件：第9号（1872年5月6日）

从“硕果仅存”的一份原件到400+

卓南生教授首先介绍了学界对《香港华字日报》的研究情况。1895年1月，该报报馆起火，创刊以来经年累积的就存报纸，尽遭焚毁。此后数十年，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该报的早期历史一直模糊不清，比如最基本的创刊日期等信息，就存在多种说法。1923年，《香港华字日报》筹备六十周年纪念刊，将创刊年份确定为1864年，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也持同样看法。在这次纪念庆典中，该报曾经悬赏征求旧报，后来只有一位澳门读者应征，献出一份1873年6月4日的报纸（第176号）。这份报纸，便成为唯一为人所知的早期《香港华字日报》，后来的研究者只能凭借着一份报纸，来推断该报创刊初期情况。

此前，被视为唯一留存的“176”号影印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卓先生对该报“创刊于1864年”的说法产生怀疑，因为按照简单的推算，从1864到1873十年时间里，如果每周一三五出版三期，报纸的总期数肯定远远不止176期。鉴于这份报纸在近代中文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了正本清源，卓先生多方求索，努力寻找原始材料，最终在大英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找到《香港华字日报》的前身《中外新闻七日报》，该报在诸如“告白”等内容中，明确表示将在1872年4月易名为《香港华字日报》自行刊印（此前以中文专页的形式，作为英文母报《德臣西报》不可分割的一页，每周六出版）。1985年，卓先生在日本《综合新闻事业研究》发表论文，凭借着上述直接证据，以及《香港蓝皮书》等多则间接史料，旁参互证，精细辨析，卓先生令人信服地推翻了长期以来新闻史学界及《香港华字日报》自认的“创刊于1864年”的说法，得出该报创刊于1872年4月17日的结论，并推断该报是在1873年6月4日之后才发展成为完整的日报。

如今，卓先生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发掘了该报从1872至1874两年又三个多月400余份的报纸原件，一改此前只有一份影印件可供参阅的窘境，使得该报一跃成为当时三大中文报刊中资料存留最丰硕的“富矿”。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卓先生进一步厘清和印证了该报的早期面貌，确认了自己早年对该报创刊日期等诸多推断，订正了该报从“周三次刊”改为日报的准确日期：1874年2月21日。

介绍完这段《香港华字日报》的研究史，卓先生感慨道：“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员，经常要面对资料残缺的情况。甚至可以说，残缺不全才是常态。”戈公振晚年经常随身携带《中国报学史》，一旦遇到新材料，就着手补充和修订自己的论述，卓先生对此表达了“同情与理解”，称赞“戈公振的这种严谨踏实的作风，值得后人学习”。

新线索与新论据

卓先生认为，《香港华字日报》大量新原件的发掘，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探讨转折期香港中文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与论据。新原件不仅呈现了该报摆脱西报母体、独立办报的过程与足迹，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报业先驱们相互合作、共克时艰的密切关系。早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一书中，卓先生在“总结”部分便写道：“萌芽期中国近代报业史，其实正是一部中国人要求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控制，争取言论自由，从而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斗争史。”新材料进一步佐证和充实了这个判断。

卓先生先从“唐人主笔”的办报理念、自我定位谈起。最早于1857年创刊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附属于《孖剌西报》（The Daily Press），形式、内容及立场与英文母报高度相似，堪称英文母报的中文版，不过从创刊开始，《香港船头货价纸》就强调要登载“有益于唐人”的文章。1871年3月创刊的《中外新闻七日报》，虽然只是寄生于《德臣西报》、每周六出版一次的中文专页，但从一开始就打出“华人主持”和“沿着华人意旨办报”的旗号。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陈蔼廷所梦想的“华人主宰”、“西人无预”的愿景，并没有实现，因为《香港华字日报》毕竟仍然附属于《德臣西报》。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的发刊词《倡设日报小引》，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中文报纸的致命缺陷：“然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这正是中国报人痛定思痛，决心筹集资本创立一家“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报纸的原动力。

介绍完中国报业先驱们的办报理想和现实困境之后，卓先生接着从中华印务总局、《循环日报》与《香港华字日报》的人脉关系和互动支援入手，考察他们同心同德、共克艰难的具体过程。《香港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当时并存于香港，按照常理推断，两报应该为竞争关系。不过，翻看报纸原件则发现，《香港华字日报》从1873年2月至1874年2月连续一整年的时间里，近乎每期都刊载《循环日报》出资方中华印务总局的启事，包括宣布《循环日报》即将创刊和已创刊的告白。

卓先生认为，结合当时中文报刊谋求独立的历史背景及陈蔼廷一度身兼两报的行政主管来看，《香港华字日报》与《循环日报》之间的密切合作，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商业（广告）往来或文人之间的志趣相投，更是体现了中国报业先驱们齐心合力，致力于“专裨益我华人”的共同新闻事业而彼此支援。

“新报”与“邸报”的关联性

在卓先生看来，《香港华字日报》对邸抄、《京报》等内容的转载情况，值得特别关注。翻阅新发掘的大量原件可以发现，该报在1874年2月改版（由“周三次刊”改为日报）时曾宣称，将以《京报全录》代替《选录京报》，即从部分转载改为全部刊登。果然，改为日刊之后，《京报全录》经常占到新闻版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而且，改版后《京报》内容转载的版面位置，也变得更为重要——改变前的顺序为：《中外新闻》、《羊城新闻》、《选录京报》，且《京报》转载经常省略；改版后的顺序则为：《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

除了《香港华字日报》外，另外两家中文报刊《循环日报》和《香港中外新报》也大量转载《京报》内容。由此可见，在19世纪70年代香港中文报业激烈竞争的转折期，《京报》的内容仍是各中文报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卓先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一书中的论断：“尽管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出自外来的因素与刺激，但很快地就与中国固有的‘古代报纸’有所结合，先是模仿‘古代报纸’的书本式，后是转载其一部分内容，并将之吸收为其组成的一部分（后者最终被时代所淘汰），而成为早期近代报纸的一大特色。”

上述新材料说明，在“新报”蓬勃发展的时期，作为“旧报”的《京报》曾有过回光返照的现象，这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一大特色。卓先生提出，寓居“新报”的《京报》缘何一度受到格外关注与重视，又缘何没落和最终被时代所淘汰，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卓先生认为，就研究方法论而言，为区分“新报”与《京报》（“古代报纸”是否为最恰当的用语固然可以探讨）之差异，将两者分割开来辨析，或许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全面否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与连续性，恐有欠妥之处。

他强调，《香港华字日报》大量新原件的发掘，无疑为我们近代报史研究提供了解读这一独特现象及其所蕴含意义的重要研究素材与作业。

图片：卓南生教授提供。

（撰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李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