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慨：大学教不了你什么？

编者按：金秋时节，又到迎新！各新闻与传播院校都积极开展了迎接新生的工作，其中，迎新大会上院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的迎新致辞及寄语，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各新闻与传播院校的迎新致辞及寄语，对青年新闻学子初步了解新闻学和新闻工作、正确掌握新闻学学习方法、蕴育形成新闻理想等，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也应该是我们新闻教育界值得重视和关注的内容。一篇精彩的迎新致辞及寄语，对学生的正面教育作用，或许并不亚于一堂课上的专业传授。为此，经联络商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新闻学组与人民网传媒频道共同开展“新闻与传播学院迎新致辞及寄语”征稿活动。热烈欢迎各新闻与传播院校领导、老师、毕业生、在校生积极投稿！

》》》点击查看《“新闻与传播学院迎新致辞及寄语”征稿启事》。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慨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让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感到诚惶诚恐。因为我也是个新人，我只不过比各位同学早来了一个学期，你们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学生，我也在摸索如何做一个称职的老师，我们都在开启人生的一个新篇章。让我感到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29年前，我也是这里的大一新生，当年教过我的老师今天也在场，刘老师，杜老师，还有很多师长都在下面，让我感觉好像又要经历一次毕业答辩。

上学期我开了三门课，认识了不少同学。下课的时候经常跟同学聊天，有一次一个同学说起自己毕业后的打算，说了几种可能性，去企业或者去当公务员，但是肯定不会去媒体。说实话，当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如果我们教出来的学生都不愿意再从事传媒行业，不是我们的传媒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或者说，两方面都有。

所以，我今天想利用这样的机会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传媒人；第二个，因为大家都是新生，对学校对老师都有很多期待，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说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在大学里有哪些东西是老师教不了你的。

11天前，一张照片占据了欧洲各大报的头版，震惊了全世界，那就是一个三岁的叙利亚小难民的遗体趴在海滩上的照片。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张照片，我看到很多人在朋友圈里转，我没有转，也没有评论，因为直到今天，让我盯着这张照片超过5秒钟，我都觉得很困难。

叙利亚溺亡男童

这张照片成为欧洲难民危机的转折点。德国宣布接受叙利亚难民不设上限；一直强硬的英国首相也改口说可以再接受几千人，并且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接受2万人；一直没表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顶住共和党的压力宣布接受1万人，在德国的小镇，居民腾出后院准备安置难民，在奥地利，民众自发前往车站、边境迎接难民，提供援助，英国民众也网上发起迎接难民的签名活动。

这，就是传播的力量。一张照片可以让政治领袖和他们的选民暂时放下分歧，放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道德、安全、就业等等方面的顾虑，迈出积极应对的第一步。

有人说这幅照片可以列入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照片，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类似的例子还有，1993年，美国记者拍摄了一个因为饥饿濒临死亡的苏丹儿童，在她的身后有一只秃鹫虎视眈眈，这张照片引起了全球对苏丹大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1972年，越战期间，一张为躲避美军燃烧弹而裸奔的越南女孩的照片，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促使了越战的提前结束；1991年，谢海龙拍摄的安徽金寨渴望读书的一双“大眼睛”，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助学公益行动。当然，媒体的作用并不都是正面的，如果我们追溯到1935年，一部叫做《意志的胜利》的纪录片的上映，让很多人拥护希特勒、聚拢到了纳粹德国的旗帜下。

《饥饿的女孩》凯文.卡特作品

为什么要做一个传媒人？因为传媒是塑造社会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历史，传媒可以唤醒人性。尽管有一天你会发现，传媒始终难以摆脱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左右，但是，传媒塑造的社会是文明还是野蛮，改变的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唤醒的人性是善还是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未来的传媒人，取决于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和选择。

当然，这种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需要传媒人对这个世界坚持不懈地探究和思考。比如，在面对叙利亚小难民的照片时，你会不会思考，眼前的这场难民危机是如何爆发的？叙利亚的局势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今天？为什么德国媒体说是美国制造了叙利亚悲剧却让欧洲来承担后果？为什么在叙利亚危机四伏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坚持要反对外国干预？为什么武力和外部干预解决不了叙利亚的内乱反而让更多人流离失所？为什么国际社会期待的和平和稳定离叙利亚不是原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如果你再能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增加一些中国的视角，你对这个问题又会有更多的思考。

2003年我在央视《新闻调查》做记者，到深圳拍广东边防改革的节目，边防部队给我看了七八十年代大陆居民“逃港”时的珍贵影像资料。所谓逃港，实际上就是大陆居民越过边境线逃难到香港。我在录像中看到，漫山遍野，逃港的人密密麻麻，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叙利亚难民的景象完全一样。这样的大规模的逃港有四次，边防战士鸣枪也拦不住，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逃港人数就达到44万人，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逃港成功，大部分被部队拦截或港英政府遣返，但因为逃港要翻山越岭，要泅渡大海，死伤的情况也是触目惊心。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到广东视察，听到逃港的情况汇报，他说，这个问题部队管不了，这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只有把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解决逃港的问题。果不其然，深圳特区建立之后，延续了几十年的逃港现象迅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