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就是我們目前有別於同行比較明顯的特色吧。尤其是誠懇和關懷最為明顯。
至於新舊媒體的融合,我們也在探討實踐中,我們自己也做了官網博客,其實相當於電子版,也有微博和手機客戶端雜志,還在准備IPAD版。所有這些,目前更多只是通過不同介質,以使中國周刊隨時隨地呈現在不同群體的受眾面前,同時彌補紙質雜志出版周期的不足。目前新技術下的商業模式的形成還需時日,這個挑戰也不僅僅是我們。但這並不會給我們做好中國周刊帶來很大壓力。我的理解是,即便新技術新媒體給傳統媒體帶來了很大沖擊,但是,傳統媒體尤其像我們這樣的雜志,真正做好內容品質,做出品牌來,那麼,在產業分工鏈上,我們依然會有自己的春天,我們的春天來自我們內容制作的專業化和品牌優勢,沒有人能夠吃掉產業鏈上所有的東西。這一點,我們已經從跟一些技術主導的媒體公司的合作中看到了前景。
對於我們傳統媒體人來說,最擅長的,還是做內容。做好內容,才有要價能力。這一點是不會變的。如果放棄自己最擅長的內容制作,而投身技術性公司,也許薪酬會有很大改觀,但你依托的優勢,其實還是在傳統媒體所受到的職業訓練,而且表達過程的樂趣和精神享受卻完全不同了。當然,表達方式是要變化的,要熟悉消費者口味的改變,因時而變,才有未來。依據社交媒體時代消費者改變的口味,改變自己的表達方式,一定能有未來。比如強調閱讀價值,強調用戶體驗,強調調整對深度報道的理解,都是我們中國周刊應對技術改變用戶習慣所作出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在實踐中已經有了明顯的回報:雜志的讀者規模的持續擴大﹔雜志品牌影響力的提升﹔技術性媒體公司主動示好合作﹔廣告銷售的提升﹔付費下載閱讀的提升等等,都顯示了這一點。
記者:《中國周刊》和學界有什麼互動和合作呢?這些合作和互動對刊物的提升和發展有什麼重要意義?
朱學東:中國周刊也會參加學界組織的一些研討,也會與學界交流分享我們實戰獲得的經驗教訓。合作互動對於雜志而言,一個重要意義就是雜志品牌的傳播,讓更多的人尤其年輕的學生了解雜志。當然,學界也會為雜志發展提供一定的智慧支持和人力支持。我本人今年開始也在高校兼職,與高校的研究教學互動。
記者:雜志被譽為是社會的思想者,請問貴刊給自己的受眾一種什麼思想和啟示呢?
朱學東:我們從來不敢說自己是社會的思想者,我們提出的是社會的觀察者,記錄者,記錄行進中的中國,把我們觀察記錄到的中國以及我們的關懷呈現給讀者,讓大家去為中國尋路,尋路中國。
一本好的雜志,它所記錄傳遞的故事和價值判斷,如果能夠讓讀者一驚,一緊,一蕩,一暖,能夠產生共鳴,夠了。
雜志只是一種有立場的商業傳播機構。雖然雜志也可能會給自己的讀者帶來一些思想和啟示,如果刊登的故事能給讀者帶來一些啟迪和教化,這是作為一個雜志人最大的榮幸。
記者:2011年度產業分析報告顯示,傳統的書報刊產業仍在增長,有很大的閱讀市場。對此您怎麼看?
朱學東:社交媒體對信息的採集和傳播起到了不可逆的瓦解作用,所以對傳統的以信息傳播為主的報紙的影響會比較大。好的報紙,能夠面對變化調整報道方式的報紙,應該還是有生存的空間。至於圖書和雜志,嚴肅的高品質的深度閱讀圖書和雜志市場,毫無疑問,還會繼續增長,我們所掌握的實例都顯示了這一點。
一個深度閱讀的市場,已經在碎片化時代露出了端倪。核心是你所提供的內容是不是真的是高品質的。當然,還有一個不能忘記,不管是網絡還是客戶端還是社交媒體上訂閱閱讀雜志的人,都是雜志的讀者,閱讀市場的擴大是毫無疑義的,至於我們尚未很好地建構起電子閱讀市場和傳統閱讀市場之間的商業整合模式,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的未來的增量,可能就在那裡。
記者:在目前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背景下,您對辦好學術期刊有什麼想法或建議?
朱學東:沒有真正的學術研究,沒有真正的實証研究,沒有成果,自然辦不出好的學術期刊。首先是學術界要沉下心來做研究,尤其是實証研究,定量研究,對受眾媒體接觸習慣、消費習慣的實証定量分析,對媒體呈現方式的實証分析等等,在我們傳媒研究領域是非常欠缺的。我們多的是定性分析,甚至定性分析恐怕都不算,隻能算媒體時評。沒有嚴謹沉入的分析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作品,沒有真正的學術作品,真正的學術期刊就是無米之炊。思想自由,才有創造,才會有好作品﹔保護知識產權,才有創造,才會有好作品。才會有真正的文化繁榮發展。東拼西湊,東抄西摘,不如不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