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語境下新聞倫理的困境

摘 要：全球化迫使很多領域不得不對自身現有的狀況進行重新評價，包括新聞界。新聞媒介的全球化也使得我們開始介入道德和倫理問題。國家主義，文化偏見等問題的存在使得新聞媒體很難做到公平、公正的從事新聞活動，這些都使得新聞倫理問題在全球化語境下遭遇現實困境。本文探討的內容即是從全球化語境出發，新聞倫理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以及對全球普適性的新聞倫理的思索。

關鍵詞：全球化﹔跨文化﹔新聞倫理

從事新聞倫理研究的任何人都面臨著一個挑戰，那就是不斷變化的媒介環境，強迫我們對新聞的實踐提出新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種傳播技術的發展，加之國家間的經濟文化等各個壁壘漸漸打破，全球化已然成為了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凸顯，備受關注的現象。世界日漸觸手可及無疑意味著我們可能更多的被放在一個公共的層面被圍觀，多方的挑戰和質疑使得原有的秩序被打亂，甚至連同倫理道德世界在沖突中也變得難以自守，這對於原本進展就緩慢的新聞倫理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沖擊。

一、全球化之於新聞倫理

新聞媒介的全球化使得我們開始介入道德和倫理問題，媒介的聚焦已打破了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平衡，打開了更多隱秘的空間，這也在無形中提出了新的問題。

第一，全球化時代，媒體的作用日益凸顯，媒介扮演的角色和比重也開始被廣泛關注，政治力量，集團控制等多方力量較之以前對新聞媒介的控制力度又有所增加，媒介的民主性有所削弱，比如說，在某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全球化加強了聚合趨勢，創造了很多的大型媒體集團，全球媒介市場應運而生，但是對於很多欠發達的國家來說，他們參與國際市場並不是通過自身，而是通過國際集團操作的傳播系統。媒介一旦開始面向國際，它本身可以開發的包裝政治，市場宣傳的功能就被無限放大，這損害了新聞媒體自身的名譽，媒介喪失了對傳統道德和倫理的守護，其在公共領域內的公信力也必然開始減弱。

第二，全球化時代，政治、經濟文化沖突引發的公共危機日益加劇，新聞業在公共危機下面臨倫理挑戰。在美國911事件之后，美國的記者一度反思過自身，認為自己在報道新聞時做出了令人失望的行動，美國新奧爾良日報的吉姆?艾默思向美國以及全球的新聞從業者呼吁：我們必須找回我們追求新聞事業理想的勇氣，我們的責任是報道新聞的真相，尤其是當這些真相並不受歡迎時……我們不得不期待著新聞媒介重新煥發出以往曾有的維護公眾利益的激情，承擔起隨自由而來的社會責任。[1]”在危機報道中，如何堅守住新聞專業主義，如何不受權力干擾客觀公正的報道信息對於新聞職業來說是無法逃避的一大挑戰。

第三，全球化時代傳播技術日益進步，在這種技術的進步下，媒介採集和傳播本國或者全世界各個角落信息能力也越來越強。這樣的環境中，新聞有可能成了這個職業為它所服務的社區制造出來的東西。作為一種職業，新聞界最大的倫理和政治就是信息質量需求——告知真相，這是新聞職業主義的基本價值觀[2]。

二、全球化語境中新聞倫理的雙重障礙

新聞倫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面臨諸多問題，專業主義也在這種挑戰中倍受考驗。但究其本質層面上，全球化浪潮中，新聞倫理面臨的困境，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重點進行探討。

1.無形的壁壘——國家主義。國家主義認為國家的正義性毋庸置疑，並以國家利益為神聖的本位，倡導所有國民在國家至上的信念導引下，抑制和放棄私我，共同為國家的獨立、主權、繁榮和強盛而努力。盡管全球化呈現出歷史必然性，但國家主義仍然根深蒂固。全球化語境下，世界日漸縮微，基本上每個國家發生的事情都被功能強大的媒體放在一個公共的平台上。我們不難發現，不管是出於什麼目的，在新聞中，尤其是國際新聞中，不論是東西方，在某種程度上都能找到“國家主義”的痕跡。國家主義在新聞報道中一旦佔據了主導地位，那麼全球化的浪潮中，媒體很難在倫理道德方面能夠“自持”。美國自由論壇主席Chaeles L. Overby曾提出“新聞公正性公式”：A+B+C+D+E=F（Accuracy +Balance +Completeness +Detachment +Ethics=Fairness），即“准確+平衡+全面+客觀+倫理=公正”。這為我們評價新聞的公正性一面提供了一個全景式的考察概念，一一對應之下，凡是涉及國家利益的新聞報道，特別是涉外報道，能都達到公正標准的新聞微乎其微，我們以美國報紙在對伊拉克戰爭報道為例，在戰爭爆發前，美國的媒體內部還存在著很多質疑的話語，但戰爭爆發以后，隨著戰事很快被全球范圍關注，美國報紙一反常態，質疑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的言論出現了“戲劇性減少”。

全球化背景下對國家利益的關注更為迫切，而無法擺脫政府干涉的媒介也在無形之中成為政府思想控制的觸角，站在國家和政府的角度說話，喪失獨立性的媒介也就忽視了對新聞倫理的守護。媒體在這場“戰役”中被迫喪失標榜客觀、公正的職業原旨主義，成為政治、經濟系統的形象代言人。在“愛國主義”與“國家利益”的假想下，媒介將強勢集團的權力意志以隱喻的價值預設注入受眾皮下，新聞客觀、公正成為強勢話語的犧牲品，新聞成為一種“策略性儀式”。[3]

2.跨文化對話：新聞倫理的考驗。20世紀40年代，跨文化傳播開始興起，並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日漸被推進，這使得新聞界不得不正視這樣的問題。如何增強傳播的效果，如何克服文化差異帶來的障礙？很多媒體作為傳者在傳播的過程往往無意或者刻意忽視這種文化差異，強制用自己的文化或者價值觀念滲透到新聞傳播中去，使得受傳者分外懼怕自身的文化特性受到摧殘。面對文化同質化的威脅，文化所固有的傳承性形成了人類對自身起源探尋的欲望，引發了人們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心理內驅力。因而，當今世界各國都在致力於通過傳播媒介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保護自己的民族文化，防止被演變和同化[4]。新聞作為文化的一種類型，同樣呈現出全球性的特點。文化的差異導致了很多文化誤讀的現象產生，伴隨著雙方的文化誤讀，一方面給跨文化的傳播帶來障礙，另外一方面也導致了不少新聞倫理道德問題的產生。丹麥《日德蘭郵報》2005年向該國25名漫畫家約稿，請他們畫出自己心目中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樣子並於同年9月版刊登了其中12張漫畫，其中一幅先知戴著一條像炸彈一樣的頭巾。這種對先知的負面描繪觸犯了伊斯蘭教義，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穆斯林的憤慨。丹麥政府盡管表示對此事處理不周，但也指出這是丹麥民族的幽默特質，並強調捍衛民主和言論自由。此后，德國、瑞典、挪威、比利時、冰島及其他歐洲國家及美國的報紙也陸續刊登了這些漫畫。伊斯蘭世界的抵觸情緒亦逐步升溫，最終演變成了一起國際矚目的政治事件，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質疑也因此產生，要想更好的完成跨文化傳播，是不是意味著傳播的一方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文化或者價值觀，去遷就另一方，如果不是，那麼傳播的障礙如何消除？如何在形成拉鋸局面的兩種文化中找到更好的位置？Casmir描述了一種糾纏在一起的“第三文化”，其中也包括倫理道德，當一種文化遭遇另外一種文化時，第三種文化就會出現，從相互作用到依賴再到最后互相依賴[5]。它不屬於某個國家和民族，而是在融合與創新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文化，要求我們在傳播過程中要運用多元文化視角，對世界上廣泛存在的不同文化體系持有平等的態度，在認同自身文化的同時，允許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傳播，接受兩者的和諧共存。李希光先生在《對話新聞與和諧世界》一文中提出，和平與對話是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人們的共識，“與想象中的敵人開展對話式新聞”。所謂對話式新聞是指多樣的新聞和多樣的觀點呈現在同一張報紙或同一個衛星頻道上，而不是出現在不同的報紙或不同的電視頻道[7]。但很少有媒體願意呈現這種對話平台，並不是沒有對話的能力，而是一旦對話的結果有悖於媒體願意，那這種對話對於媒體來說似乎就沒有存在的意義。新聞界本身就被很多外在因素左右的，完全獨立的媒體幾乎沒有，而基於全球化背景下新聞媒介的壓力顯然更大，在強壓下要想真切踐行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新聞界也就顯得更有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