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紀錄片”的民族化形式與風格

摘 要：在特殊歷史時期，紀錄片為政治所左右或主動圍繞在意識形態的邊緣。因此，學者們在研究時往往把紀錄片的意識形態研究放到第一位或作為唯一的研究途徑。然而，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紀錄片仍然體現其特殊的藝術特質與民族文化傳統。通過對中國“文革”期間紀錄片研究，該時期的紀錄片不只是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尤其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借鑒，鏡頭語言的“紅色”符號性以及對故事片的拍攝手法的採用等體現了特有的“中國式”探索。

關鍵詞：“紅色”紀錄片﹔民族化﹔審美

一、引 言

在特殊的歷史階段，紀錄片的意識形態性表現的尤為突出，有時與意識形態糾纏不清，甚至為政治所綁架或主動圍繞在意識形態的邊緣。基於此，中外學者們在研究這種特殊時期的紀錄片時往往把紀錄片的意識形態研究放到第一位或作為唯一的研究途徑，把紀錄片作為藝術的獨特形式與民族文化遮蔽。然而，即使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紀錄片仍然體現其特殊的藝術特質，體現著創作者對紀錄片藝術形式與風格的探索與追求。

在我國，自1966年到1976年間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因為這一時期與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緊密相關，影視作品，包括對紀錄片，在內容上首先要為“紅色政權服務”，充滿了濃厚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色彩，因此筆者稱該時期的紀錄片為“紅色紀錄片”。

該時期的紀錄片從策劃、拍攝、制作甚至放映等是一種國家行為，埃裡克•巴爾諾認為“電影單位是國家地位的反映，同時也是國家成就的紀錄者”[1]。對於“文革”期間的紀錄片，研究者普遍認為是“為政治的藝術”，是列寧“形象化政論”的極端化，是“三突出”原則指導下的產物。在國內，由於這一時期的政治敏感性，“文革”紀錄片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已經發表的論文僅有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唐晨光的《“文革”時期（1966—1976）：紀錄片美學形態及特征》。他認為“這一時期，從題材選擇到表現形式上，都顯得很單一、狹窄。……在創作方法和風格樣式上，基本還停留在報道型紀錄片的模式上。許多作品（包括較好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烙刻著那個時代特殊環境下所特有的歷史印記”[2]。其余研究散見於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中，如何蘇六的《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方方的《中國紀錄片發展史》認為這一時期的紀錄片表現出“假、大、空”現象。單萬裡進行了較客觀的評價，認為此時新聞紀錄電影“仍有不少新聞紀錄電影工作者繼續發揚優良傳統，記錄了這個時期的社動蕩和變革，反映了時代的真實面貌。[3]”

誠然，上述研究偏重對當時“非常時期”的社會環境、政治需求對紀錄片內容的決定作用，符合當時紀錄片的在意識形態籠罩下定的事實處境。但筆者試圖從影像本體角度對“紅色紀錄片”予以關注，分析影像自身形式與風格呈現特點，因為在當下，我們對文革時期的紀錄片進行研究需要換一種視角。正如李少白在《中國電影史》中所說：“經過30多年的歲月漂洗，樣板戲電影的政治色彩已然隱去，留下的只是時代背景和流行元素。它在當下文化中的角色，一方面是一種娛樂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情感的介質。[4]”其實，也隻有基於新的認識，換一種視角，我們才能真正把這一時期的紀錄片進行全面的考察。筆者認為，該時期的紀錄片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它是階級意識表現的媒介形式，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紀錄片作為影像藝術的特質。我們在分析其作為媒介手段時，除關注其受政治、階級等因素影響的同時，也要分析其在藝術呈現方面的表現形式與風格。採取這樣的研究方法，我們會發現，這一時期的紀錄片在形式與風格方面，特別是影像的形式與風格方面體現出了獨到之處：呼應式敘事結構，紅色文化符號的巧妙運用，拍攝形式的綜合性，以及在表現方式上對中國藝術的融合等方面，都頗具匠心。

二、“紅色”文化符號的運用

紀錄片作為一種視覺藝術，它通過形象傳達視覺信息，這一視覺信息是歷史的、時代的文化符號組成的影像系統。文革時期的紀錄片必然呈現了特有的中國“文革”的時代影像，它們體現出的主要視覺文化符號形成了獨特的無產階級革命“紅色文化”。

這一時期的紀錄片中，視覺上的文化符號特別明顯：革命象征符號的“紅旗”，時代性的“臂章”，具有思想指導意義的“紅寶書”，字幕出現時的“紅襯底”。在聽覺上的《東方紅》等隱形文化符號。紀錄片裡的“紅”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主要的“革命符號”，這一視覺上的“紅色革命文化”符號與無形的聽覺上的“紅歌”相互輝映，成為紀錄片的典型視聽范式。

在運用“紅色革命文化”標識方面，文革紀錄片主要體現在空間、人物變化和特寫鏡頭的運用上。在《紅旗渠》（1970）中的“開渠隊”、《志在寶島創新業》（1972）中建設社會主義的“遠征開荒隊”、《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瑪峰》的“探險隊”，扛著紅旗，熱情飽滿地奔赴“戰場”時的壯觀場面等，這些都體現出了紅色符號在不同空間與不同身份人物間的運用。在特寫鏡頭運用方面，主要體現為個體人物特寫，如紅衛兵小將虔誠地手捧“毛主席語錄”大聲宣讀﹔駕駛員在工作間隙手拿“毛主席語錄”認真地閱讀等。而對“紅色革命文化”象征物的特寫，如對“太陽”“紅旗”“毛主席語錄”“紅臂章”等的使用則俯首皆是。

借用不同空間中紅色符號的反復呈現，人物身份變化的多重性和特寫鏡頭對不同“紅色道具”的強調上，“紅色文化”產生了互文多義的整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