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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從“編碼-解碼”角度分析《舌尖上的中國》的走紅【3】

任薇

2012年12月06日14:45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而這種從鄉情出發的解碼卻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故鄉的美食上,而是由對故鄉那些制作美食的勞動人民的欽佩和贊賞上升到了對所有勞動者的感情,因為很多電視機前的觀眾自己或者他們的父輩也正是那樣的普通勞動者。這種由影片而引出的對自身生活的思考和從草根生活中看到的樂趣正是由於影片平民化的拍攝視角和貼近生活的表現手法,而這種解碼方式恐怕是創作者都不曾預料到的。

3、品出了文化。對於文化領域的人來說更多的是從這部紀錄片中看到了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內涵,美食是一種文化,但文化又不僅僅是美食。 “我每集都看,確實很獨特!其實它講的不是美食,而是深入美食背后講文化傳承,是現今社會中人要如何善待食物,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文化學者胡野秋這樣評價《舌尖上的中國》。

除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影片中那種制作食物時的敬意和細致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表現,孔子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制作食物時對每一個步驟的嚴格遵守,對分量、時間、火候的嚴格控制都是一種對傳統的繼承和尊重,這一點在快餐盛行的今天更是難能可貴,看了之后不由得不讓人感嘆中華美食文化的精細。而影片播出之后,很多網站、論壇上都出現了介紹傳統美食如諾頓火腿的具體做法的帖子,並指出現在很多餐館為了牟利縮減制作步驟,更換食材,偷工減料投機取巧的做法,顯示了人們對美食文化回歸的一種渴求。

市場效果:

市場化作為紀錄片欄目扎實生存根系、擴大發展空間的命脈,已被業界普遍認可。⑨從市場化的角度來說《舌尖上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雖然影片的播出時間是夜間,並不是很好的時間段,但卻創造出了驚人的收視率。在國際上,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海外發行部主任張琳說:“外國觀眾更喜歡中國美食傳播文化的片子,所以《舌尖上的中國》幾乎不用推薦就有人相互競價,目前除了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的電視台早就下好訂單之外,韓國、日本也差不多定下來了,德國、法國、俄羅斯的電視台都有意向要購買。”這些都體現了它在商業上的成功,而這種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編碼-解碼”過程的成功完成。相信除了影片本身的魅力,受眾的再傳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總結:

霍爾對大眾在大眾傳媒產品的接收情況進行研究后提出了三種不同的接收解碼模式,一是“主導—霸權”型,二是“談判”型,三是對抗型,經過分析我認為《舌尖上的中國》的解碼屬於第二類“談判型”也就是“解碼一方對編碼一方在接收過程中,認同中有抗拒,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否定。”⑩《舌尖上的中國》確實讓觀眾看到了“人與社會的關系”,看到了“吃的文化”,也感受到了“中國的變化”,但受眾並沒有拘泥於此,沒有讓編碼者成為傳播中的權威,而是有了更多的解讀,微博上的刷頻,影片中出現過的食物的銷量大增,人們的愛國熱情被激起,甚至連食品安全問題也跟著又一次高頻率地出現在公眾面前,引發著人們對比式的思考,這些都說明受眾在解碼過程中佔據著主導地位。而正是這種解讀,這種傳者和受者“有差別的、不平等的關系”才讓這部紀錄片有這麼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本片獨特的編碼方式、多種符號系統的全面運用、平民化的拍攝視角也為受眾的成功解碼提供了條件。正是這種編碼者與解碼者的統一與碰撞才讓《舌尖上的中國》能夠走紅。(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傳播系學生)

注釋:

①【英】斯圖亞特·霍爾著,羅綱、劉象愚主編:《編碼、解碼》[M],《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②宋振文:《價值視域下的電視傳播符號解讀》[J],《新聞界》,2009年03期

③、⑩於文秀:《注重對大眾的本體研究——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J],《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0月19日

④、⑤任廷會:《平民化視角: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傾注空間》[J],《今傳媒》,2012年04期

⑥亢海玲,《從符號學角度審視“主觀與表現”紀錄片——以張以慶作品為例》[J],《安徽文學》,2007

⑦鐘大年 雷建軍:《紀錄片:影像意義系統》[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⑧張晨光:《“編碼—解碼”理論審視<大國崛起>》[J],《青年記者》2009年10月

⑨張立峰:《我國電視紀錄片的市場化發展道路》[J],《職業圈》,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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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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