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怎樣的媒體人

最近網絡上有兩個媒體人比較火，一個是在杭州打車被宰的香港衛視執行台長楊錦麟，一個是資深調查記者紀許光。前者因為在微博上的一通牢騷得到了杭州市副市長的“慰問”而引起了網民的爭議，后者則因為在微博上曝光不雅照“秒殺”了重慶北碚區原區委書記雷政富而引發了人們對調查類記者的關注。

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場表象背后，我們可以梳理一下這兩件事的共性：兩位主角都是傳統媒體的業內人士，但他們都選擇了微博這一平台來發布相關信息﹔兩件事都引起了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共同關注，相關的報道討論仍在持續﹔兩人在事件后都接受了傳統媒體的採訪，引發了人們對媒體人角色和定位的新討論。

在這兩件事中，兩位媒體人既是信息的發布者，又是事件的參與者﹔既是新興媒體的使用者，也是傳統媒體的被報道者﹔既是社會現象的批判者，自己也成為社會輿論批判的對象，引起了廣泛的爭議，甚至非議。

今天的媒體環境已經不再是報紙、廣播、電視三足鼎立的局面，在人人可發聲、人人能發聲的時代，媒體人的概念、定位和職責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是對當下輿論場中媒體人的生動寫照：每個人都可以是信息的發布者，也隨時都可能成為新聞的主角﹔一件小事可以成為網絡熱炒的焦點，也隨時都會被忘得一干二淨﹔上一秒全世界都在為一個人鮮花盛開，下一秒滿屏幕都是針對他橫飛的板磚。

面對這樣的環境，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都需要反思：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媒體，需要什麼樣的媒體人？

有些西方媒體經常將記者稱為“無冕之王”，過分夸大了媒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將媒體人定位到引領社會、移風易俗的高度。而今天的輿論場中，特別是新興媒體中，由於缺乏必要的規范，這種“貼標簽”式的“領袖”比比皆是。咄咄逼人的多，洗耳恭聽的少﹔理直氣壯的多，冷靜思考的少﹔圍觀指點的多，知錯能改的少。很多傳統的媒體人在這樣的輿論生態面前，也慢慢地接受了這樣的思考和表達方式，並且依仗自己掌握的社會資源，強調新聞的“爆炸性”和“突發性”，為自己博取眼球，制造話題，成功上位。

我們常講，環境創造人，實際上環境也創造媒體，創造媒體人。今天的輿論環境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與社會信息資源掌握不對稱、溝通渠道不暢有一定的關系﹔另一方面也與媒體人的責任意識不強，過分追逐名利的浮躁心態有關。

對媒體人而言，無論在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工作，社會責任感都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媒體人的工作是探究真相、傳播信息，向人們展示一個真實的社會和世界，從這個角度上講，媒體人的工作是神聖的、崇高的。但媒體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評判者，他們傳達的價值取向應該蘊含在真實的信息內，而不是媒體人自己制定的標准。心中常念著社會責任，才能在選題時不嘩眾取寵，才能在採訪時不尖酸刻薄，才能在選材時認真求証，才能在評價時公正客觀。盡管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但社會責任感的弦卻是時時刻刻不能鬆懈的。

媒體不同於企業，它的產品不能隻關注商品屬性，而更要關注它的社會屬性。媒體報道的價值不僅在於它的時效性和轟動性，更在於它所傳達的時代精神和價值取向。不顛倒是非、不惡意傷人、不斷章取義、不見利忘義，這些不僅是媒體和媒體人應該恪守的基本准則，也是我們的時代應該推崇的價值取向。

很多年前，媒體界就提出了全媒體記者的概念，強調全媒體時代媒體人的多功能性，能不能快速更新微博、能不能熟練掌握發稿所需的數字設備、能不能掌握現代傳播的技巧等成為評價媒體人素質的重要標准。今天的媒體人有幾個上陣不是長槍短炮，全副武裝？“高調”採訪更是成了很多記者炫耀的資本，出差要在微博上秀一下，採訪要在博客上感慨一下，發稿要用手機慶祝一下，媒體人的全媒體化已是不可逆轉、蔚然成風。

新媒體技術的應用為媒體人打開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施展才華的空間。媒體人可以緊緊抓住時代的脈搏和讀者的神經，使新聞報道的時效性更強、形式更豐富、互動更便利。一篇報道見報之后只是一個起點，更廣更有效的傳播要通過網絡、微博和手機來實現，這給媒體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下，技術也許並不是現代媒體人最核心的競爭力，記者熟練而頻繁地使用新興數字媒體轉換報道內容，並不代表著新聞報道品質的提升，很多時候媒體人就像“奔跑的倉鼠”，在各種媒介之間忙得焦頭爛額，卻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一下自己應該做的是什麼，應該堅持的是什麼。

真實、准確、全面、客觀地傳播信息，做時代和社會的記錄者，這是媒體人的職業追求，也是應該堅持的職業道德。越是在眾聲喧嘩中，我們越是需要真實的新聞報道、深度的解讀分析、理性的評價討論和可行的解決之道，需要在一片大言炎炎中橫眉冷對的守望者，而不是在微博上亮瞎了我們眼睛的媒體界名人。

（作者為人民日報新興媒體版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