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新聞史研究的“學術內卷化”

拙著《中國新聞史新修》（2008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能夠榮獲第六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是廣大讀者和評獎委員會的評審專家抬愛的結果，我首先感謝他們。

如果說這部著作有可取之處的話，那主要是有所創新。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方漢奇教授在為本書所寫“序言”中指出，《中國新聞史新修》“是一部從史實出發，不落窠臼，言所欲言，充滿了新意的好書”，這種新意體現在“框架”、“體例”和“內容和觀點”等三個層面。﹝1﹞廣大讀者更是見仁見智，有的說：“毫無疑問，這是近年最好的一本中國新聞史。史論結合，以史鑒今，體現了作者非凡的勇氣和見識。而史料之豐富，考証之細致，也是當前新聞史學者中罕見的。另外對胡適、儲安平的大段客觀公正的論述，也是突破性的貢獻。”﹝2﹞有的說：“以前老想著怎麼新聞史都是政治史呢？這次終於找到了這本不拘泥於時間、政治變幻的新聞史，終於有了新的學術視角。”﹝3﹞有的說：“這本書用了很獨特的視角——媒介環境學的視角來觀察中國新聞史，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不管這種理論體系是否完備，總是能給學習研究新聞史的人帶來一些思考和啟示。”﹝4﹞有的說：“這本書應該是我目前讀到的最好的新聞史了。它講述歷史的方式比較新，框架建構很新穎，分為帝國晚期、民國時期和共和國時代三個大板塊。最值得稱贊的還是它的內容和新觀點。只是一個緒論，就讓人大為驚喜！”﹝5﹞

有了專家和讀者的評價，如果就本書的創新我再說些什麼，就有“王婆賣瓜”之嫌了。在這裡，我想借《新聞愛好者》的版面，向廣大讀者匯報一下我學習和研究新聞史的基本態度和做法。

對於我來說，從事新聞史研究和教學是半路出家，因此是從學習開始的，我幾十年研究和教學新聞史的過程實際上是學習新聞史的過程。檢討我學習、研究新聞史的經歷，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基本態度和方法，主要體現了兩個字：一個字是“疑”，一個字是“考”。疑是置疑，考是考問。置疑是心態，考問是做法。我學習和研究新聞史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置疑、不斷考問的過程。

一、置疑因存疑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置疑就是懷疑。馬克思在1865年曾經說，他所喜歡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馬克思所說的“懷疑一切”不是“懷疑論”，而是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不盲從、不盲信、不“人雲亦雲”。胡適先生說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也是這個意思。沒有“置疑”的態度，就不可能有“質疑”的行動，不質疑、不考問，哪來創新？“置疑”是嚴肅學者做學問的基本態度，更是史家治史的應有態度。

置疑是因為歷史存疑。存疑是歷史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是與生俱來的。

一般來講，“歷史”有兩重意義：一是發生過的涉及、影響眾人的事件﹔二是史家對於這些事件的講述，包括口頭的或文字的。第一重意義上的“歷史”屬於本體論或存在論范疇，這種意義上的“歷史”，由於時間的不可逆性，它成了一種過去的存在，我們誰也看不到，我們通常所看到的歷史，是第二重意義上的“歷史”，是通過史家的理解和敘述而存在的歷史，簡言之，是治史者“治”出來的歷史。

史家治史，是史家基於史料的解釋和敘述。首先，歷史已成為過去，留下來的是殘缺不全的史料，史家須花很大精力收集史料，甄別真偽，但是無論如何，都難以做到史料的“絕對翔實”﹔其次，史家在進行歷史解釋時必然會融入自己對於歷史的生命體驗，置身於無盡綿延的歷史整體中去，聆聽那由在場與不在場相結合的無底深淵中發出來的聲音，從而呈現出他自己的歷史，難以“絕對客觀”。因而，任何史家“治”出來的歷史都難免不打上自己的烙印，都不可能完全符合“發生歷史”的真實，這就都決定歷史研究隻能是一種“遺憾研究”，即使再偉大的史家所敘述的歷史都會留下后人研究的空間，都會“存疑”。

再者，隨著人類的生產實踐水平與認識能力的提高，舊的歷史解釋被推翻與改寫，新的歷史解釋在不斷呈現，歷史研究就在這種不斷“揚棄”的過程中，去逼近“發生歷史”。因此，歷史研究是客觀發生的“歷史”與現實永遠的對話過程。史家隻有與時俱進，不間斷地發掘新史料，不間斷地進行新解讀，不間斷地置疑與考問，才能有新的歷史呈現。

以上說的是一般情況。中國歷史更是處處“存疑”。自古以來，中國就有盛世修史之說。盛世修史就是勝利者修史，統治者修史。勝利者修史，實際上是撰寫自己得意的歷史。統治者修史，實際上是撰寫他們是如何取得政權的歷史。因此，難免貫徹“以我為主”的原則，難免滲透出“成王敗寇”的價值取向，“抬高自己，而貶低失敗者”，甚至不顧歷史事實，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編造一部歷史。此外，中國文化中，還有一種“為尊者諱”的潛規則，把統治者的缺點掩蓋起來，或者抹殺掉，這樣的歷史，其真實性又大打折扣。記得魯迅說過，中國的歷史，每一個字都可疑。

歷史存疑，因此無論是讀史還是治史，都必須以“置疑”的心態對待之。

二、存疑須考問

對於存疑的“歷史”，持“置疑”態度，是必須的，但是僅僅“置疑”是遠遠不夠的。歷史研究之鵠的乃在求得歷史之真相，這個歷史真相是前面所說的發生歷史的真相。僅有置疑，不僅不能使歷史“釋疑”，而且還會使讀者陷入永遠的“疑惑”之中，永遠找不到歷史的真相。為此，我們還必須把這種“置疑”態度付諸行動，那就是考問，主要包括史料考証、史實考釋和史論考辨等三個層面。

何謂史料？史料是“研究史學撰著史籍所必須根據之種種資料”。﹝6﹞122我們強調解釋在治史中的作用，強調史家的主體性，然而，這與歷史相對主義有原則區別。在他們看來，歷史隻不過是史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構起來的，一切歷史現象都是相對於歷史認識者自己的主觀認識而存在的，歷史自身不具有獨立於人們主觀認識之外的客觀實在性。他們完全割裂了歷史存在與現實之間的內在聯系，不認為史家的解釋是以史料為基礎的。我們承認史家的主體意識，我們更看重史料的重要性，認為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史家於歷史之解釋是全部奠基於歷史史料之上的。沒有史料，治史就無從著手。正如方漢奇先生所言：“沒有‘史料’，還搞什麼歷史？沒有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和過細研究，沒有對重要的關鍵‘史料’的考訂和甄別，是不可能對歷史事實作出正確的分析和論斷的。一切從概念出發、先入為主、脫離實際、游談無根的做法，都是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7﹞15

前面說了，發生過的歷史已經過去，留下來的只是一些史料，並且這些留下來的史料還是“殘缺不全”的。“殘缺不全”的史料，對於發生過的完整的歷史事件來說，那只是“九牛一毛”﹔而“九牛一毛”的史料，對於史家個人來講，也算是“浩如煙海”。有人認為研究近代史，無論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閱讀已經出版的書籍的四分之一。﹝8﹞面對這浩如煙海的史料，要選擇有用的史料，非輕而易舉可得。加之史料的價值判斷、真偽辨別更是難上加難，“史料認識與採集方面，則全恃史家識力之判斷”。﹝6﹞122故史料收集、整理、考証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家治史，首先要練好這個基本功，練就“火眼金睛”，認識史料的價值，考証史料的真偽。

我認為史料重要，但我不是史料主義。史料雖然重要，但是史料不是歷史，經過史家在遺存的史料片段之間建立邏輯聯系，由此呈現出來的才是“歷史”。“史料”和“歷史”中間還有一個概念，就是“史實”。史實是經過史家選擇、考証並解釋后的史料，是加工后的史料，是歷史的“半成品”。在西方，“歷史”一詞起源於古希臘文的“histora”，它的最初含義就是講故事、敘述﹔史家就是講故事的人。過去發生的歷史，隻有在被人發現並通過解釋揭示出來后，歷史才能去蔽而為人所知。“任一客觀資料，其能產生歷史價值者，皆經解釋而得，亦因解釋而明。至於更精義之解釋，則在於以解釋而建立全貌。……史家所能以提供歷史知識者，則必須經過解釋，方可成為知識。此乃史家之天然使命，非如此即不足以稱為史家，直抄胥而已。”﹝6﹞164歷史學識修養之於史實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研究者必須克服主觀和客觀在內的各方面條件限制，使其解釋出來的史實是“史實”，即盡可能符合發生歷史的真實。史實真實是歷史真實的基礎。

史論，是史家對歷史研究所作出的結論及通過某種方式表示的觀點。史家治史，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當下提供歷史鏡鑒，即“以正確研究解釋建立人類過去活動之重要史跡，使后人如參考記憶中經驗，足資採擇以適應現在創造未來者”。﹝6﹞108因此，史家對歷史的研究必然要做出自己的結論，在史籍中必然要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與純粹的論著作家直接表達的自己觀點和主張的方法不同，史家觀點的表達是隱含的，隱含在對史料的選擇上，隱含在對史實的解釋上，當然也有如“太史公曰”那樣的表達方式。作為歷史鏡鑒，史家對歷史做出的結論須盡可能恰當。為此，史家首先必須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切不可先入為主，帶著觀點去找材料﹔也不能做無根的游說，應做到論從史出，力爭做到言必有征，字字有出處有根據。這樣，你的結論除了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外，還能經得起后人的質疑。后人治史，也要基於歷史事實，聯系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對前人敘述“歷史”中的結論進行考辨。

老一輩的新聞史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在中國新聞史研究方面，無論是史料積累還是范式建構，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從更高的要求看，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仍然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就有學者撰文探討新聞史研究革新的必要性與可能性﹔2007年，《新聞大學》編輯部組織部分新聞史研究者就如何進一步提高新聞史研究水平的問題進行了幾次筆談，大家各抒讜論，分析存在的問題，探索打開中國新聞史研究新局面的路子。中國新聞史學界的這種自省和期待是學術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說明學者們對新聞史這門學科有著強烈的責任意識和高度的學術期待。

我認為，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學術內卷化。所謂“學術內卷化”，據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杜贊奇的說法，是指在當下，學術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識，無法產生新的邊際效應，只是在不斷重復自己和別人，缺乏史家通過研究成果所表現出來的真知灼見。正如方漢奇教授所說，“近幾年中國新聞史研究成果的內容有交叉和重復。這一點在教材類的成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據復旦大學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統計，已出版的以《中國新聞事業史》《中國新聞傳播史》之類的書名命名的教材和與之配套的‘大綱’、‘文選’等輔助教材，已接近60種……其中有不少屬於低水平的重復，沒有太多的學術價值。”﹝7﹞37“學術內卷化”狀態令新聞史學界呈現出“集體焦慮”。這種“焦慮”是一種積極的情緒，帶著這種情緒，大家都在探索走出“內卷化”的路徑，並且有的已經開步前行了。我的路徑是“重考”，即如上所述，對以往史家敘述的“中國新聞史”從史料考証、史實考釋和史論考辨等層面進行一番必要的考察，或推陳、或出新，為中國新聞史研究“出新”做了一點貢獻。

三、加強史學修養，增加“考問”底氣

史家史學修養決定了史學研究的水平。當下，“治新聞史的學者史學意識不強，史學功底明顯不足，是當下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瓶頸”。﹝9﹞新聞史研究者隻有加強史學修養，才能增強“考問”底氣，才有可能出點創新性成果。

中國的史家歷來重視史學修養。唐代劉知幾在總結唐前和唐初史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長”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能成其宮室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劉氏所說之“才”，主要是指史家文字表述、體例編排和文獻運用能力﹔所說之“學”，主要是指史家各方面的知識﹔所說之“識”，主要是史家之器局與膽識。清代章學誠又提出“史德”論，將“史才三長”發展成“史才四長”，豐富了史家修養之內涵。章學誠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史家唯有慎於“心術”，才稱得上有良史之德，“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為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在章氏這裡，“天”即指歷史的客觀規律，“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觀性。史家要“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史家尊重客觀歷史，在歷史研究中排除史家之價值預設，以保持歷史的真實。對於史家而言，“識”是史家的歷史觀，即史家對社會歷史總的看法和基本觀點，是對歷史展開過程的基本認知框架。隻有在自己的歷史觀中，歷史才可能真正發生，史家才能完成自己對歷史的講述和還原，寄托自己的專業夢想。史觀從何而來？史家唯有擺脫各種定見，走進歷史深處，讓自己的身心去擁抱歷史，融進自己的生命體驗，這樣的歷史才是屬己的歷史。這種“屬己”的歷史觀是有限的個體生命向無限歷史的追問，是史家和歷史的相互佔有，彼此從對方那裡消失並得到實現。唯有如此，歷史才能不再是外在的教條和頂禮膜拜的神話，也不是以當代意識形態強加新解的故紙，而是史家歷史體驗中激發出來的生命記憶，才是真正的歷史洞見。近人梁啟超對“史才四長”提出了“德”、“學”、“識”、“才”的順序排列，特別把史德放在首位。

他們的觀點雖然略有差異，但是本質上是相同的。學習先輩學者對史家的史學修養的論述，我深受教益。我認為，“德”是史家“獨立不阿”的人格﹔“識”是史家堅持“秉筆直書”的膽略﹔“學”是治史的理論與方法﹔“才”是史家史料搜集、史實考証和文字駕馭的能力。“四長”相依相存，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似乎沒有重要次要之別。先輩學者各人強調的重點不同，是因為他們所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史家要寫出對歷史負責，能經受住歷史檢驗的史書，必須心存“良知”，具備“獨立不阿”的人格，不屈從、不逢迎，秉筆直書﹔但是“秉筆直書”何其難？歷代統治者對於不符合己意的歷史撰述，往往橫加摧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國崔杼殺死了國君后，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這種“頭顱擲處血斑斑”的血色記憶成了中國史家難以揮去的歷史夢魘，歷史敘述難以突破權力所設置的“紅線”，所以先輩史家把“膽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加以強調。清代著名詩人袁枚說：“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

史學修養之於史家來說，不是什麼深奧的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實際問題。我自己的體會是，在日常的研究實踐中注重史學修養，努力提高德、識、學、才水准，這些努力必然會在撰著中有所體現。方漢奇老師在為我的《中國新聞史新修》寫的序言中，在充分肯定該書的創新之后說：“所有這一切，都充分地體現了作者的真知灼見，他的開闊的視野，他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他的理論勇氣，和他對整個中國新聞事業史全局的准確的把握。中國的史家歷來有講究史膽、史識、史才的傳統，作者於此三者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現，是十分難能可貴的。”﹝1﹞我知道，在這方面我做得還很不夠，方老師的話是對我的鼓勵和期望，我今后當加倍努力。（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方漢奇.中國新聞史新修•序[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

﹝2﹞2008-09-25 11：26：22，豆瓣網.

﹝3﹞2010-01-02 23：47：11，豆瓣網.

﹝4﹞2008-09-28 21：53：57，當當網.

﹝5﹞2008-09-17 22：25：43，當當網.

﹝6﹞王爾敏.史學方法[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7﹞方漢奇.方漢奇文集[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8﹞杜維運.史學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8.

﹝9﹞吳廷俊，陽海洪.新聞史研究者要加強史學修養——論中國新聞史研究如何走出“學術內卷化”狀態[J].新聞大學，2007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