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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版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定價：39.00元
柴靜和妹妹。
2006年，作為央視記者採訪兩會。
2008年汶川地震，採訪楊柳坪村民。
“我渴望呆在最寂靜的角落裡，被最熱烈的聲音包圍。”這句話出自柴靜的日記，后來又多次出現在柴靜或關於柴靜的文章裡。它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被用來解讀在柴靜新書《看見》首發式上的一張照片：
11位文化名人人手一冊《看見》站成一隊，柴靜坐在他們前方。解讀者認為，柴靜一如以往地安靜。
《看見》一書，首印50萬，是柴靜講述十年央視歷程的自傳性作品，其中有這十年中
最為重大的公共事件，如非典、兩會、汶川地震、北京奧運、華南虎照片事件、藥家鑫事件等的親歷記錄，她在書中敞開自己的思考與內省的過程，可見柴靜自身精神成長的過程。
封面故事
2000年，我還是湖南衛視“新青年”主持人，進了央視后，這個頭發很快被剪短了，穿上了套裝，坐在主播台上，想著自己臉上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麼都得想，不知道怎麼才能忘掉自己。陳虻說：“回家問你媽、你妹，她們對新聞的欲望是什麼，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王軼庶 攝 柴靜 供圖）
柴靜是山西臨汾人，出生於1976年，父親從醫，母親師教。她自小貪戀文字，很早開始自己的閱讀生活，父親訂閱的《中醫雜志》，母親的函授書籍，都成為她閱讀的對象。因為識字早，四歲就上小學，與同學的年齡差距，讓她格格不入，她寫幼時的自己，一個孤獨的孩子，靠牆背手看著人家玩沙包、皮筋。
1991年，15歲的柴靜進入長沙鐵道學院會計系。關於大學生活，我們在柴靜的文字裡可以看到兩種表述，一種是張揚的，“在那裡學會談戀愛，跳搖擺舞，靠寫文章出盡風頭和賺到生活費”，一種是孤寂的，“不習慣集體生活，與同寢室的女生都疏遠，天天插著耳機聽收音機”。
19歲時，柴靜開始主持湖南文藝廣播電台夜間情感類節目《夜色溫柔》。人們把滿腹心事付諸筆端，經由柴靜的聲音傳遞給陌生的人們，大家在陌生人的故事裡悲哭歡歌。她說，當初做廣播，是因為不想做小會計，願意在深夜裡聆聽各種孤獨的聲音。為此，她掙脫了彼時定向分配的體制安排，為了自己喜歡的工作，交了一大筆出路費。
她曾經的聽眾如此形容她：“她曾經用19歲的聲音，溫暖了長沙漫長靜謐的黑夜”“如水流過的聲音，略帶憂傷的句子，鄭智化沙啞的歌聲《讓我擁抱你入夢》，讓小女生們淚流滿面”。多年以后人們在央視節目看到的柴靜，身體前傾，目光注視受訪者，不斷點頭。一種傾聽的姿態。她希望給予每一位受訪者以尊嚴，以及，被理解。
《夜色溫柔》十分紅火，柴靜也成為當時湖南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她卻不甘心就此停靠自己的生活，1998年選擇辭職北上，到北京廣播電視學院學習電視編輯，為自己充電。后來，她反思二十歲時的自己：“抄在本子上的，是政治經濟學課上的一二三四點的筆記，邊角上還抄著流行歌曲、亦舒言情小說裡的字句”。沒有被教授足夠的知識去關系公共事務、參與社會，她為自己感到遺憾。被她拿來做對比的是20歲的胡適，他背誦抄寫著《新民說》《天演論》《群己權界論》。老師們出的作文題目是“論日本之所以強”和“言論自由”。
打開心靈，觸碰真相
在北廣不到半年，柴靜成功入職《三聯生活周刊》的兼職記者，不久后受湖南衛視邀請，成為《新青年》的電視主持人。從電台到電視，她的知名度再次提升。2001年，她進入央視，在“東方時空”因收視率下降被迫改版后新增欄目《時空連線》任節目主持人，是央視編制外職工。她在《看見》一書中寫當時自己採訪完了夜裡編輯片子到凌晨三四點時的情景：“我是臨時工，沒有進台証，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逢裡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扑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著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2003，柴靜從《東方時空》到《新聞調查》，從主持人成為出鏡記者。那一年春天，“非典”肆行，她參加了《北京“非典”阻擊戰》的拍攝，成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線的採訪記者之一，三天六次進入病區。她身穿白色防護服的瘦弱身影和蒼白面容，讓人們記住了她一位勇敢堅定的央視女記者。關於“非典”的採訪，柴靜說：“作為普通人的時候，我可能很軟弱，但是作為記者的時候，我卻非常堅強。”因為記者有很多武器，比如，攝像機鏡頭，紙和筆，發問的權利。對普通人和記者此二者的區分，經常可以在柴靜的文章中看到。
由於2003年的“非典”採訪，柴靜被媒體多次報道，有人贊美她的勇敢，也有人敬重她在信息不夠開放的社會執著於真相的探尋。之后，柴靜從主持人成為一名調查記者。她在接受採訪時說：“記者需要的是欲望，去知道生活究竟是怎麼回事。記者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就是因為它賦予我打開別人心靈的權利，這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打開別人心靈的瞬間，你會觸碰到一些真相。”
2006年，柴靜被選中報道央視的兩會節目，優雅知性的女性形象與嚴肅政治結合，使得關於兩會的報道多了些許人性的色彩，而柴靜對提真問題的堅持，又為節目增添了冷峻睿智的氣質。那一年，柴靜開設了個人博客，在博客上與網友互動。網友稱她為央視最“親民”的主持人。
主流媒體內的新聞專業主義
2011年8月，柴靜主持的《看見》正式開播，人們可以在她的博客上看到每一期節目的預告、節目視頻、文字簡介以及幕后故事，她的博客成為新聞報道背后的報道，一種更加感性的敘事。博客也為柴靜提供了一個更加自由的表達平台，她寫下諸如關於顧准的思想隨筆等，贏得了知識群體的認可與尊重。
越來越多的人，將柴靜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在她的文章裡，胡適與顧准的話，被引用的頻率增加了，尤其是胡適，她不僅引用胡適關於自由、民主與獨立之間的關系，甚至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會出現胡適：“日子就像胡適說的，‘平淡而近自然。’”
作為國家最大的主流媒體，央視內部形成了一種強勢文化氛圍，有其自身的價值衡量體系與思維體系，容易將置身其中的人塑造成相類似的氣質，但這樣的氛圍，也使得那些有能力又有力量持守自我個性的人，變得耀眼，白岩鬆、崔永元等，都是這樣的著名主持人。而柴靜的耀眼，在這之上。
就媒體業而言，電視較報紙雜志更保守，也更晚走出宣傳角色進入專業主義。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媒體走向市場化，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媒體緩慢扎根，真相可以埋葬虛偽與謊言，真話能刺穿戾氣與悖謬，事實本位的新聞則可干預社會，媒體人一路尋找新聞夢想得以實踐的現實空間。
從深入“非典”第一線，到調查山西污染事件，再到採訪藥家鑫案雙方父母等，這些人們更習慣在市場化雜志上看到的深度報道，出現在央視，令人驚喜。
而對柴靜而言，從電台主播到央視調查記者，是走出自我走向公共社會的過程，她在這個過程中完成的自身的嬗變：從文藝女青年至新聞專業主義者，從哼唱《讓我擁抱你入迷》，到論析胡適名言：“你們要爭自由，不要爭民主，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她仍在變得越來越顯眼，大有“天下誰人不識君”之勢，在文字裡她是謙卑的：“我的起點太低，用不著發愁別的，接下來幾十年要做的，只是讓自己從蒙昧中一點點解敷出來，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這點就踏實了。”
“我確實對人很感興趣”
新京報：你擁有很多誠摯地喜歡著你的讀者，他們的存在，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柴靜：我這十年，也沒見過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有多少，在哪兒。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售的時候，我聽到工作人員說，很少見素養那麼好的讀者，在大冷天安靜地排著隊等待簽名。而對於我而言，這些讀者拿著書到我面前的時候，已經排隊很長時間，還跟我說，你辛苦了。說得我都快哭了。我與他們相處，其實隻有幾秒鐘的時間，我希望在這一段的時間裡，能和我的讀者有一個眼神的交會，我微笑著，說謝謝，這也許是他們應該得到的溫暖。事實上，在簽售的過程中，最放鬆的時候，就是看著讀者並對人家說謝謝的時候，他們臉上久久未褪的笑，是對我的一種饋贈。他們都是很普通很善良的人。
新京報：你從事新聞行業之前，做的是電台的工作，而且是那種通過聲音交付內心，或者說，不斷進入他人內心的狀態，這樣的開端，對你后面的新聞職業道路有怎樣的影響?
柴靜：我覺得不能說是開頭影響了后來。那是一個初衷吧，做傳播的初衷，本來就不應該失去。我是誤打誤撞。我是第一代湖南廣播電台的所謂的長聘員工，在我之前，必須是專業對口院校畢業的分配員工，我當時懵懵懂懂，都不知道這些背景，恰恰在1995年留下來，是這個社會剛解凍的時候，我是鐵道學院畢業的，工作單位已經安排好了的，是中鐵十七局。不服從定向分配，需要交數額不小的出路費。當時社會就是如此，人被僵凍在一個地方，要挪動一下，代價很大。但我當時就想做電台的工作，不假思索，非干不可。自己的滿足感，就全部來自工作，來自工作中與人之間的交往，我確實對人很感興趣。我在簽售會上見到讀者的感覺，非常像我當年與我的聽眾之間的關系。有聽眾給我寄明信片，上面寫著：“大眾是最好的雇主。”我記住了這句話。后來做新聞，也是這樣的。
這也是我說的，寫這本書最困難的地方是，能不能誠實。心靈流動的軌跡，你若是想隱匿，是可以隱匿的。但是，你若是選擇隱匿，你就失去了讀者與你之間的共鳴。但袒露又很困難，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會在別人面前一覽無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寫出來。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實實寫。
“記者是要將事情袒露出來”
新京報：在你新書的首發式上，老六再次引用一句話來贊美你，說你既是男人中的異性，也是男人中的同性，你在這些好友之間是沒有性別的，“她本來也沒有”。你聽到這樣的評價有何感受?在自我承納層面，你會珍視自己的女性身份，還是會有意識地抵消這個身份的某些特征?
柴靜：其實，跟男性與女性沒有關系，我覺得，朋友是人和人的關系，隻不過恰巧他是男人，恰巧我是女人，僅此而已。
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太在乎女性身份，都是太拿外界當做自我的參照了，在我看來，珍視或者抵消女性身份，肯定是因為有一個參照系統在那裡。新聞界有個傳統是說，女性不要有女性身份，我也會面臨這樣的聲音，但總體來講，它沒有怎麼困擾我，我覺得女性或者男性，應該像呼吸那樣自然，如果你想著你該怎樣呼吸，那你就難受了，自然而然就是了。
新京報：很多人評價你的作品，會用一個詞，流暢，再加一個詞，有哲理，然后再加上，悲憫。你在寫作的過程中會去揣摩讀者的期待嗎?會有意識地迎合讀者嗎?
柴靜：沒有揣摩和迎合吧。
有時候，人遇到某件具體的事情時，通常會有相似的反應。作為記者，我也許要做的是，誠實地意識到它，並且將其袒露出來。
這也是我說的，寫這本書最困難的地方是，能不能誠實。心靈流動的軌跡，你若是想隱匿，是可以隱匿的。但是，你若是選擇隱匿，你就失去了讀者與你之間的共鳴。但袒露又很困難，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會在別人面前一覽無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寫出來。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實實寫。
新京報：“作為一個記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艱難，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又必須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為這個職業，我願意傾盡所有，但是，作為一個人，我是如此不安。”就你的體驗與理解，記者這個身份，其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有何特殊之處?在《看見》這本書裡，你會有意去謹守“記者”這個身份嗎?還是，把自己從記者這個身份中釋放出來?做出這樣的選擇，你所持的理由是什麼?
柴靜：記者比非記者多一個“問”的職責，這個職責你知道，對方也知道。但像那個踩貓的女性，她喝酒的時候，聽你唱歌的時候，她忘了，所以她向你有一個交付。但是她坐在你對面，你不可能因為她交付了你就不“問”了，這個問要觸及到她最難堪最受拷問的人性部分。但沒有辦法，像同事說的“你讓她難堪了，但你不能不問”。我能做的只是我也很難受，我跟她共同承擔這種難受。
寫書時，我覺得事實准確是記者身份的要求。其他部分讓它自己流淌吧，新聞的原則不是干燥的鐵律，是你在描寫生活時，它從生活中自己浮現出來的。
“我只是想還原他們的生命”
新京報：你把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寫得非常有個性，每個動作、每一句話，都意味深長，這容易讓人把目光從書頁上收回來，而重新轉向人身上，以及作者身上。你在寫人的時候，會有所虛構嗎?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賦予他們個性嗎?
柴靜：沒有吧，我只是想還原他們的生命。已經經過的事情，很容易變得很平面，關於某個人的印象會變得很模糊，死去的人，會變成一個名字，如果能寫出他生命的實質的話，哪怕就只是片斷，他好像就會重新活一遍。但我真不確定我能不能做得到。所以我一開始，不用資料，而是靠自己的印象去寫，因為我想喚醒這個實質，究竟是什麼。寫作的過程，其實是尋覓的過程。你記得的是這個事情，而不是那個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
新京報：你的很多文章裡，讀者們能感受到一種寬和清健的力量，一種積極理性地看待世界的努力，對你自己而言，是否也包含著一種積極向上的自我暗示?
柴靜：其實寫的時候是不覺得，你想，採訪完踩貓的女性，你在半夜裡12點，同伴們已睡下，你不能開燈，你拿著圓珠筆在自己的筆記本裡開始寫，周遭的世界已經沉入黑夜，你什麼都看不見，你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想寫下來，心裡難受，折騰得睡不著，你隻能寫下來，寫下自己的不安，這是唯一的宣泄方式，承認自己有讓自己為難之處。你所說的力量，善或者好，其實不是我寫的時候的目標，是我自己在不得不寫的過程中拱出來的。隻有這樣，你才能得到安寧。
新京報：做新聞調查，追逐真相，是一個艱難的旅程，你是否有過內心坍塌的時候?你似乎很少把內心的無力與崩潰，幽怨與憤懣訴諸筆端，是什麼支撐你一路走下來?
柴靜：我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堅強吧。你看我寫“山西”那一章的時候，我是在書稿截止之前加了最后一段，就是關於石榴那一段。(《看見》P132)那應該就是一次崩潰。我寫那棵石榴樹被砍倒之后，我在電話裡沖著我爸又哭又喊，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向我的家人宣泄自己的壓抑，那就是一次崩潰。有些東西是無可安慰的，你隻能選擇寫還是不寫。
我隻對我自己負責。我的書想說的也是，人應該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內部，眼睛向內觀看。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老天給你的時間，就那麼多。
“寫作者是被人解讀的”
新京報：榮格說，一個人不是憑想象光明來覺悟的，而是意識到黑暗，或使黑暗化作意識。就是說，面對黑暗與陰影，面對自身的“惡”，尤其重要。我們可能在你的文字裡讀到的更多的是關於光明的覺悟，比如你對人性的寬容、對平等正義的理解、對獨立自由的辨析，關於你自己人性的剖析可能不是那麼多，你是否有意選擇在文字層面呈現一個不斷完善的自我，而不是一個不斷與自身黑暗斗爭的自我?
柴靜：這是一個最終的結果，就是說，這可能是讀者對這本書的解讀，我寫的時候，有過一次跟六哥(老六)的交談，當時很意外。因為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是想寫人的，寫他人，寫我的報道，並沒有自覺，是要寫自己，除了寫“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那一章。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身份是記者，盡量不要寫自己。但他看完初稿后，跟我說，好的寫作者，比如何偉寫《尋路中國》，何偉從來沒有想過寫他自己，可是通過他寫他人，卻看到了他賦予每一個人以尊嚴。其實，寫作者是不自覺的，或者不自知的。是被解讀的。
新京報：公共理性，比如平等、公正、正義，可以放在公開的言論平台去討論與詮釋，私人理念，比如愛、善意、自由等，其表達的方式與途徑，都是私人的選擇。你在寫《看見》的時候，是否有一些表達上的傾向?願意讓更多屬於公共理性的東西，浮現在字裡行間?或者說，對邀請別人進入自己的世界，有一定的顧忌?
柴靜：可能正相反吧。我跟牟森有過一次信件往來，大概是我寫了三四章的時候給他看了，他不太滿意，給我回了一封信說，說你這不像新聞記者的寫作，我認為一個記者應該有寫史詩的雄心。你問的這個問題，若是要回答的話，我會再次提到我寫作的初衷，本來就不是為了公眾寫的，但在寫的過程中，會意識到你是寫給一個個具體的人看的，這些人未必是學新聞的人，是最普通的人，所以，我的書，其實很個人，沒有借鑒，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寫作方式，我看過國外同行的寫作，但最后寫出來的，是按自己的方式寫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我的書，不同的章節，是在不同的狀態下寫的，寫“非典”或“地震”，“眷戀”或“陳虻”，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心態。唯一相同的是，真實地寫，孤注一擲，投入其中。
寫作對我而言，是一種交付，很不容易，會觸及你內心深處的東西，我沒有從概念出發來談論。如果在寫作之始，去想我要說什麼，我是不知道的。書的序言，也是我書稿全部交稿后，在去國外的飛機上寫的，因為大家都說不寫序言，太違反常規，所以，我是在飛機上寫，那我到底寫的是什麼呀。有朋友曾經跟我說，寫一本書，你必須用一句話來說明，而且，隻用一句話就說明。其實在此之前，我是泥沙俱下地寫的，寫序的時候，才理解自己寫了什麼。
“我沒有以完整自我為出發點”
新京報：你曾向錢剛老師反思自己，說自己隻讀過言情小說，離專業新聞所要求的知識素養有一定距離。那麼，你是否會有意去為自己補充營養?有意識地去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與視野?
柴靜：我沒有以完整自我為出發點，去閱讀，那樣的話，也太功利了，也做不到。我是帶著我的困惑閱讀的，就是碰到什麼事情，困而求知。我這幾年的閱讀，也都體現在我的博客裡面，我寫顧准的時候，寫了八九千字吧，不是為了發表，而是要把不得不說的東西，表達出來。閱讀本身沒有什麼目的，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困惑，為了解除困惑，就會去閱讀。在這個過程中更新自己。
新京報：在一個社會文化秩序不夠完善的社會裡，你若是擇善固執，想有所堅守有所為，就會與你所在的環境的秩序與規則發生沖突。有沒有人給你示范，此種情境下該如何行事?
柴靜：我隻對我自己負責。我的書想說的也是，人應該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內部，眼睛向內觀看。就像同樣的歷史時期內，蘇聯會有阿赫瑪托娃，而我們為什麼隻有《艷陽天》。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老天給你的時間，就那麼多。
我敬佩的是錢剛，認識他那麼多年，沒有聽到他一句抱怨與牢騷，他永遠保持關切，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對我而言，是一個示范。我覺得，人對自己的社會共同體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創造。
新京報：你描寫陳虻的狀態：他活著，就像一片緊緊卷著的葉子要使盡全部力氣掙開一樣，不是為了得到什麼，也不是要取悅誰，他要完成。那麼，如果讓你描述自己的生存狀態，你會如何描述?
柴靜：我們在這一點上有一些相似。
【記者手記】
“柴靜”縱橫
我早到了一個半小時，柴靜遲到了半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又修改了一遍採訪提綱，翻了一遍她的新書《看見》。
柴靜的文字，有一種力量，一種有溫度又有黏度的力量，情境感極強，讀者可疾速進入感同身受的狀態，抒情與說理，皆是內斂而輕柔的，大多指向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夾雜著探索人性的熱情，關照著那些為憐憫所涵納的不安、恐懼與絕望。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在不斷地向自己發問，不斷質疑，故而字裡行間帶有脆弱迷人的氣質，與此同時，又因這種發問與質疑的持續性，這些文字擁有一種韌勁，糅合著作者的執拗與激情。
但我猜，受過嚴格的邏輯訓練的人，會對這樣的文字產生些許不適，因為其中經常使用的，恰恰是“我的答案就是沒有答案”這種的悖論式表達，而其思考的探究，也常止於最易達成共識的界面上，諸如：過程是有價值的;人性是復雜的;認識自我是艱難的;內心要獨立等。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思考者那裡，你都能找到相類似的句子，以及更精致的論証過程。
不可否認的是，生活中充滿悖論，而人性中有些東西，確是亙古未變，悖論式的表達附以輕靈的詩意，足以長驅直入至人的內心，擊中人們內心的真實，讓很多人無力還擊。而所有這一切為一個記者造成的麻煩在於，你若要尊重理解對方，你便無可置疑，就像你無法問一個詩人，為何“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除非你能成功地獲得進入對方內心的門票，細觀其思考運思的過程。
柴靜說，我的理想是不斷完善自我。這話對我而言，是一個誘惑，它有那麼一點意思，招呼著我去探看她的內心，煽動我去描繪她精神成長的軌跡。如果她願意交付自我，這個過程就是一次深度對話，而任何一個人，無論他的世界多麼小，總還是超出了單純的他自身，而滲透了他所在的時代、環境和當前可見世界的精神的。如果她拒絕，這將是一場不可原諒的冒犯，人不可度量他人的內心。
在我對這次採訪疑慮重重時，柴靜出現了。她在我對面坐下，掐掉手中的電話，對對方說，“我要開始工作了”。柴靜比我想象得要瘦得多，眼神交錯時，她給我一個標志性的溫婉沉靜的微笑，眼睛明亮，有血絲。採訪前一天，她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售新書《看見》，幾千名讀者排隊幾個小時，隻為自己所擁有的《看見》一書扉頁上有柴靜手書的“柴靜”二字。她對每一位上前簽名的讀者微笑著說謝謝。
《看見》一書首印50萬冊，上市幾天即大量加印，這些都被各大媒體作為新聞點加以報道。很難估量這個瘦弱文靜的女子所擁有的話語影響力。她的話，現在經常會出現在一些營銷微博賬號上，用做“晚安”貼，她在文章裡引用的他人的話，也常被當做是柴靜之言加以引用，可見一斑。
然而，當我問到如此龐大的印數是否含有對自身寫作的價值判斷時，她的回答是，書寫完了，就與作者沒有關系了。這是一個標准的文藝理論范疇的解答，一個作品，自其誕生起便擁有自己的生命，與作者無關。
若是放在文化觀察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一部作品的流行，必是契合了特定的社會文化需求，與當前人們的日常生存需要與經驗相關。探尋柴靜何以流行，對我而言是另一個誘惑，但她要尊重作品自身的生命，便關閉了為我提供相關答案的門徑。這是我在採訪之外需要完成的事。
因為擔心自己判斷有所偏頗，我在此前請身邊幾位長者評價柴靜，其中一位要我仔細想想價值坐標，判斷一個人一本書的價值，需區分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關於前者，千百年來，經典就那麼幾本，關於后者，得先衡量一下當下社會的文明底線。他也提醒我，你沒有權利要求他人符合你的價值理念。
如你所見，縱向，柴靜的成長，橫向，柴靜的流行，是這次採訪的內在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