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類”電視節目：為底層階層代言【2】

二、底層階層“權利尋租”的背后

（一）被削弱的底層階層的話語權

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提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分層結構變動的基本走向呈現出兩種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趨勢：一是社會分化的不斷細化，二是細化碎片的不斷聚合。[3]社會分層結構細化和聚合的結果，是形成以佔有大量資源為特征的強勢群體和擁有大量人口為特征的弱勢群體，並且強勢群體日漸成型，弱勢群體日漸龐大，社會結構正日益向兩極化趨向發展、集中。

較數量較少卻擁有諸多資源和話語權的強勢群體而言，弱勢群體的結構構成更為多元且人數眾多，並呈現出日漸增多的趨向。弱勢群體因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互動等資源佔有方面都居於從屬地位，使得他們在社會決策上缺少自主權，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勞動等社會資源的分配和利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歧視和疏遠，甚至連法律保障的某些權益方面也難以在現實生活中得以切實解決。不僅如此，轉型期的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又使階層的發展呈現出固態化趨向，弱勢群體中的精英也越來越難以憑借自身的能力進入強勢階層，這又進一步削弱了底層階層的話語權。這樣，底層階層群體的話語失語，使得他們既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要求，也無力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呈現出日漸邊緣化、失語化的態勢。底層階層的話語失語，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要麼繼續在現有體制下沉默，要麼在沉默中爆發，形成抗爭——或通過向政府部門反映或向媒體求助或舉行游行示威等方式進行體制內的抗爭，也可能會採取極端的或暴力或仇恨或報復等方式發生體制外沖突，甚或出現反社會的行為。

底層階層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底層階層本身的問題，更是社會性的問題。在底層階層數量日漸擴大、構成日漸復雜多元的當下，其命運可能影響到國家的命運。因此，給予底層階層平等的話語權，讓每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是民主社會發展的表征，也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

（二）媒介權力對底層階層的話語壟斷

傳媒業巨頭魯伯特•默多克說過：“誰掌握了傳播的入口，誰就掌握了世界。”[4]非常形象地說明了媒介權力的力量。媒介具有監測社會、傳播信息、提供娛樂等功能，不僅如此，媒介還借助“議程設置”，實現對輿論的傳播、引導與控制，並與社會產生非同一般的聯系，甚至使人們形成對媒介的依賴。這樣，媒介傳播信息的權利因控制了信息傳播的資源而演化成媒介權力。

媒介權力的象征性基礎是媒體文本，媒體文本既是媒體意義的生產者，也是媒體與受眾的連接點。因此，媒介權力是通過媒體文本得以表達和實現的。不過，媒介權力並不一定完全具有“擴散影響”和“行使權力”的能力，它總是受到各種權力的壓力，這些權力至少應該包括政治干預、機構規制、市場壓力（包括經濟與競爭）、國家法律以及受眾的反饋和消費等，這使得媒介權力總是權衡各方權力和力量，力求找到信息傳播的平衡點。或者說，媒介話語是受各種權力力量的規制之后而形成的意義組合。各種權力和力量相互交織，一起角力，共同建構起媒介權力的信息傳播結構。

底層階層消費能力低下的現實，決定了電視媒介難以為底層階層建構他們的頻道或欄目，這也是底層階層成為電視媒介失語者的主要原因。不過，“幫忙類”電視節目因其強烈的民生性、故事化以及情感、情趣性而吸引了眾多的電視觀眾觀看該節目——不僅底層階層將之看作是發出“自己聲音”的欄目，而且也吸引了眾多具有消費能力和時尚話語權而自嘲為“新底層階層”的中層階層的加入，甚或社會管理者也從社會管理的角度對幫忙類節目進行關注，這使得該節目類型的受眾群體與階層驟然擴大，拉升了節目的收視率。於是，打著公益、品牌化的幌子卻行追逐收視率和實現經濟效益的電視媒介紛紛上馬“幫忙”類電視節目，並驟然間火爆熒屏，成為電視媒介“吸金”的重要節目形態。

雖然說，“幫忙”類電視節目因其“維權幫忙”的本質而贏得收視率和品牌價值，但並非所有的底層階層群體或個人的“求助”都能獲得電視媒介的“幫忙”或應答，眾多牽涉到政府機關的決策而導致的困民擾民的行為，以及底層階層反映的高頻率“求助”事件，卻總是被電視媒介限制、遮蔽、忽略，表現出權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權力對底層階層話語權的壟斷，顯示出底層階層話語權的無力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