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類”電視節目：為底層階層代言【3】

三、為底層階層立言：電視媒體的社會責任

底層階層作為社會階層群體的存在類型，應該與其他階層一樣享有平等的話語權。“幫忙類”節目雖然體現出電視媒體利用底層階層的權利尋租實現收視率提升以及最終實現經濟效益的一面，但不可置疑的是，電視媒介也“幫助”底層階層維護了他們的利益，贏得了一些話語權。事實上，底層階層與媒介權力一旦聯盟，其產生的力量極為巨大，不可小覷。

在新時期，媒介具有更為復雜的身份，它不僅是信息的傳播者、輿論的引導者、政策的宣傳者，還是企業的經營者。雖然媒介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權力機制的規制和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媒介仍然具有強大的權力——媒介話語生產的自主權。電視媒介不僅僅應該關注自身的經濟利益，還應該承擔起為社會公眾特別是人數眾多的社會底層階層代言的社會責任。

（一）強化為底層階層代言的責任

媒介的職業特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專業性傳播權，即傳播信息、評論編輯等專業權﹔另一項是社會性傳播權力，也就是輿論監督權。這就給了媒體控制話語的權力，並在傳遞話語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的話語傳播力量。事實上，電視媒介傳播的強大力量是由電視受眾賦予的，這必然也要求電視媒介承擔起關注底層階層的社會責任，樹立起電視媒介為民代言、“為民請命”的社會職責。電視媒介應該尊重受眾賦予的媒介權力，“不管前面路有多苦”，都要竭心盡力地為底層階層代好言，維護底層階層的話語權。電視依憑媒介權力而具有強大的話語能力，能夠形成強大的社會聲勢與輿論影響，對社會產生環境監測、輿論監督的作用，這也使得侵害底層階層權益的單位和個人因忌憚強大的民意而不敢肆意妄為。

不過，輿論監督是需要勇氣的，特別是電視媒介在維護底層階層利益的時候，可能要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甚或生命危險。不管怎樣，媒介應該承擔起輿論監督的責任，擔當起社會的良心，不能遇到權力、遇到困難、遇到壓力就往后退縮或索性“兩眼不看，兩耳不聞”，而應該將受眾賦予的媒介權力以及產生的威力充分發揮出來，真心實意地為底層階層代好言、發好言，促進社會的和諧與民主化進程。

（二）強化對底層階層的人文關懷

如果說輿論監督呈現出“鐵肩擔正義”的媒介責任的話，媒介的人文關懷則通過底層階層真實生活的呈現，展現出底層階層群體的情感與處境，呼喚解決底層階層處境的對策。目前，眾多的“幫忙類”節目還停留在“為老百姓說話，替老百姓辦事”的傾訴、投訴的平台層面，只是從做電視節目的角度去呈現底層階層群體或個人的求助過程，只是為了實現電視的傳播，比如難以調解的財產糾紛肯定是尋求律師咨詢，由產品質量、價格等引起的矛盾總離不開消費者協會的介入……眾多電視節目幫忙方式雷同，甚或節目出現重復“幫忙”，這也使得大多數“幫忙類”節目流於表面，沒有介入到事件本質中去。不僅如此，“幫忙類”節目還經常出現有些記者全然不顧求助者的個人隱私以及節目播出后面對的社會生活，以致電視節目滿足了電視受眾的“窺私欲”卻傷害了求助人的情感與態度，嚴重影響了求助人的正常生活狀態。一些“幫忙類”欄目甚至因為求租人不願意將求助訴之於媒介公共空間，以致這種求助不能帶來節目以及收視效益，而對底層階層的求助置之不理。有些底層階層因為工作、生活上的困難的相似性而求助電視媒介，而電視媒介則基於播出頻率和播出價值的考量，而置之一邊，不予“幫忙”。“幫忙類”電視節目存在的眾多問題，都體現出電視媒介更多地是從媒介市場化的角度去考量底層階層的“求助”，體現出電視媒介對節目收視率和經濟效益的追逐，而沒有從媒體應該具有的人文關懷和平民立場的角度去思量，這也是很多底層階層群體或個人對“幫忙類”電視欄目有些失望的原因所在。

媒介“幫忙”應該從底層階層的生活狀態和情感角度出發，去敘述他們的情感、心理，從而為底層階層營造出一個鮮活的話語空間，並能通過幫忙一個，惠及一群，促進國家、社會對求助問題的重視，讓社會更趨民主、法制、和諧。“幫忙類”電視節目如能從做注意力為第一要義提升到做影響力為第一要義，它的生命力才會強盛而長久。

注釋：

[1]盧現祥.尋租經濟學導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17.

[2]孫國華，龔剛強.求解權力尋租[J].中國報道，2010（8）.

[3]孫立平.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分層的新特點，http://www.blogchina.com/new/diaplay/72437.html.

[4]詹姆斯•卡倫.媒體與權力[M]. 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367.

(蔡之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后，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影視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