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超學科臨界點的突破【2】

“我在干得最好的時候回到了高校”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在電視事業和自身成就發展得最好的時候，孟建卻選擇了離開機關、離開媒體，回到高校。“這主要是受我的老師，南京大學董健教授的召喚。”孟建解釋道。

董健教授是中國當代文學界、戲劇理論界的著名學者，著作等身，影響很大。董健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歷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1986-1988）、南京大學副校長（1988-1993）。在孟建擔任江蘇省電視學會秘書長和江蘇省電影評論學會秘書長的時候，董健教授與之熟識並寄予厚望。“董健老師說，南京大學1958年就創辦過新聞專業，后來停辦，現在想恢復。他建議我回到高校來，對我說了一句：‘你就到南大來吧’。”

事實上，在電視事業發展如日中天的時候選擇激流勇退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當時是秘書長，年紀也不大，屬於處級干部，同事們都很吃驚，多不容易啊，怎麼就突然不干了呢？但是我覺得老師是發自內心地召喚我，董健老師有很高的文化層次、很深的內涵，對我也有很真的情感。所以我咬咬牙就到了南京大學。”1986年，經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學新聞專業恢復辦學。1988年，孟建正式加盟正重整旗鼓、百廢待興的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並兼任副主任和南京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副所長，配合中國寫作學會前會長、新聞專業主任裴顯生教授工作。“從最初的專業運作，到不斷成熟后在1992年成立新聞系，我在南京大學工作了13年，1996年我被評為教授，2000年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

2001年，孟建作為復旦大學引進人才，從南京來到上海，加入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電系的師資陣營。“當時復旦廣電正好非常缺人，張駿德教授是專業主任。與我一同被學校引進的還有浙江大學的黃旦老師，以及半年后也過來的中國人民大學的童兵老師。我雖然當時很明確是到廣電來，但是我沒想到復旦會在2003年就下決心讓我這個外來戶擔任系主任。一來我確實感到復旦很開放、很包容，二來我也感受到了壓力，因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竟是中國最好的新聞學院之一。”

復旦大學作為全國高校中舉足輕重的名校，雖然新聞學院實力最強的是在新聞系，但是孟建認為別人不會這麼看，對廣電、廣告，大家還是會用復旦的同一把尺子來衡量。為了迅速適應環境，擴展人際視野，打開事業局面，初來乍到的孟建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襯。“那段時間，我有時候一個晚上最多有三個飯局。趕這些飯局，不是我喜歡參加應酬，恰恰我不喜歡應酬。但是，我要通過這樣的人際場，盡快地熟悉上海，熟悉上海的媒體界。隨即，復旦大學引進人才的目的也很快擺在了我的面前，就是要去爭取廣電的博士點。在大家的抱團努力下，大概是在2006年左右，我們把廣電的博士點拿下了。不僅拿下了廣電的博士點，而且拓展了一個全新的博士點方向：廣播電視學。這個研究方向，徹底打通了廣播電視新聞、廣播電視藝術等壁壘，實現了一次學科的大整合。”

2003年3月，孟建接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一職，協助院長分管學科建設，主管學術科研以及學院創收三大塊。當被問及身居此職的主要成績和成果時，孟建謙遜且謹慎地回答，“這個很難說，因為這是一個集體，很多成果不是屬於某一個人的，我隻能說我們這個集體還是很不錯的，我們這個班子是比較團結的。畢竟像這樣一個老牌的學院，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比較多，流派也比較多，要協調好這些關系，保証學院在基本發展方向上不受這些因素的震蕩，就很不容易了。總體來說，這些年來，我們這個班子沒有大的震蕩，很好地保証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這個全國歷史最悠久的新聞學院能夠做到平穩發展、穩中求進。”

“板凳甘坐十年冷不是唯一的治學方式”

如果說學術領域中大體有兩類學者，一類是退居象牙塔、甘坐冷板凳，固守一地，深挖不懈﹔另一類是積極入世，左突右進，緊隨前沿，開源求變。那麼，孟建顯然是屬於后者。而至於個中甘苦、得失及利弊，孟建有著對自己非常清晰的認識。

“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分幾個層面來判斷。第一是作為領導你怎麼看，第二是作為普通教師你怎麼看。我在新聞學院擔任過七年的領導，分管的領域也很重要，用一句俗話來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起碼要對得起這個位置。所以，盡管做得可能不是很好，但是這種責任感始終作為一種內在動力在鞭策著自己。但問題是我還有身為知識分子的另一面，而出世與入世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最要緊的問題。”說到這裡，孟建似乎感觸頗多，“這方面我覺得講得最深刻的莫過於李澤厚先生了，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永遠生活在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中，是什麼呢？就是一方面，知識分子往往要出世，‘散發弄扁舟’，浪跡江湖﹔但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又每每心存魏闕，心憂朝野。很多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就在這裡，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悖論。”

“當然，除了以上兩個層面之外，還有一個層面，就是知識分子做學問的方式。以前我們都強調‘板凳甘坐十年冷’，在近代，這主要是胡適奠定的傳統。這種方式對許多老師影響很大，包括我在內。但是我覺得，這對我不是唯一的影響。相反，我也很欣賞‘狂飆突進’的方式，我稱之為‘立標杆’。”孟建認真地說道，“對於某些研究問題，時代的快速發展決不允許我們在瞄准它之后先做十年八年的積累再動手。所以對於此類問題，我們必須吸取‘立標杆的狂飆突進式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先奔著一個目標去，在過程中不斷汲取其他學科的經驗，慢慢完善。而對於前沿的不斷追逐絕非盲目跟風，需要綜合個人的知識體系、社會認知、價值判斷，甚至個人性格等復雜因素。這在中國，被認為是屈原的‘求索精神’，在西方被認為是‘老浮士德精神’，這恰恰是我喜歡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建的學術理念關鍵詞中，“創新”“領悟”“前沿”“超越”“靈感”等是其頻繁閃現的思想導向。這種強調和導向顯然首先與孟建自身的稟賦和成功的經驗不無關系。但另一方面，孟建也比誰都更清楚，這種敏銳異稟的獲得，沒有孜孜以求的付出和深水靜流的積澱，無疑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悟性’這個詞用得合不合適我不敢說，但類似這種能力我始終認為是有的，它實際上是一種綜合能力的體現。在我經歷過的學術生涯當中，重大的學術事件、學術變革、學術轉折，我幾乎都是預先體悟到、捕捉到的。例如我們現在非常時髦的‘大數據’概念，我和復旦大學計算機學院、經濟學院的兩位老師大概在四五年前就預見到了，我們曾經還專門開了個小型的閉門會。但至於是不是俄羅斯文學中描寫的‘奧博洛莫夫性格’，也就是‘醒得早，起得遲’，這個我不敢說。但至少，我的心靈驗証到了，我的學生足以為我見証，我很珍惜這個。”說到這些，孟建小心卻很真誠。

“人生經歷的磨難決定了應當承擔的責任”

儒雅謙和、爽朗敏捷的孟建很難被看出已然將近耳順之年。言談間，他對“七七級”這個特定名詞充滿了親切的情感。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磨難，我們對社會的認知深度，我們堅忍不拔的品格，這些都決定了我們應該承擔更重要的責任。這種責任當然也可以折射到學術上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感覺，我們這一代人往往會基於這樣的思考。”孟建說，“我很少會去想這個時代欠了我們多少，我們要去攫取什麼、獲得什麼。相反，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在社會當中應當成為中堅力量，在學術領域應當承上啟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回憶是平靜且理性的，他甚至沒有更多地提及自己遭受的個中坎坷，當他開口談到這段歷史的時候，就已然是一種釋懷了。“回顧我一生經歷過的事件，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文化大革命’。至於自然災害等等其他歷史事件，都比不上這個事件。所以說苦難是最好的老師，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福禍相依能夠解釋這個問題，關鍵在於你怎麼去看待它。但是從整個社會來說，‘文化大革命’導致多少人才被埋沒了，不能因為我個人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就說這是件好事，這顯然也是不道德的。對於一個時代而言，它絕對是場空前的浩劫。”

他繼續說道，“所以你說在學術上，我們這一代人完成了什麼，我覺得都不好說。當然，我們這一代人還在路上，也很難說還會有多少貢獻。但是我一直認為，我們這些人再有貢獻，也就是那麼一點兒了。即使是比我們再年輕十歲，現在50多歲的人，他們的貢獻有多大，盡管未知數會比我們多一些，但基本上軌跡也就在那兒了。再年輕十歲，他們就更未知了。而真正預測不到發展潛力的，是30多歲，甚至20多歲的人。因為時代變化太大了”。

孟建說，“社會的快速旋轉對學術的影響，使得當下的學術走向挺難捉摸，你現在很難說我們的老師在研究什麼。學術研究也在快速地裂變，有些甚至已變得面目全非。”孟建不無憂慮，“這不一定都是好事，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在這樣一個快速旋轉的社會中來更好地反思自己，我覺得這很重要。所以我們講‘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其實還缺一個——‘文化自省’。沒有‘自省’，哪來的‘自覺’‘自信’‘自強’？也就是說，我們要時刻保持反思，包括對現在的跟風現象和浮躁氛圍”。“當然，”孟建補充道，“這些話並不是隻跟你們說，我們自己也不能被列到外面去，我們也要反思。所以你剛才問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我認為這是比較復雜的問題。對我而言，問題就在於：我還能做點什麼？”

“超學科會形成臨界突破的力量”

關於下一步的學術規劃，孟建娓娓道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總覺得我這把折扇應該合起來一點了，但沒想到現在撇得更開了。換句話說，按理不當院長應該稍微清閑一點了，但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我現在主要考慮的是要搭建起一個很好的學術平台。”

如今，忙碌的孟建主要擔任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省部級新聞發言人評估組組長、復旦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主任這三個機構的負責人。他說，“我現在就把這三個平台連成了一個較大的學術平台，讓我的學生、我的同事，包括學院內外的老師們都可以到我這個平台裡來。這三個平台也構成了我今后研究的三個方向，比如說國務院新聞辦方面，我把它定位為政治傳播研究，著重研究我國的對外傳播，特別是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著重研究公共關系的前沿理論與運作實務﹔而視覺文化研究中心我也很珍惜，因為它完成了從一般意義上的影視研究到新學科的轉向。”

說到這裡，孟建充滿了自信：“在政治傳播方面，國家形象研究，包括地區形象、城市形象﹔軟實力研究，包括國家軟實力，城市、地區軟實力﹔新聞發布制度研究，包括政府的新聞發布制度、黨的新聞發布制度、軍隊的新聞發布制度，這幾個領域我們全都推進了，在全國都是有相當影響的。在公共關系方面，我提出的‘強力公關理論’已經被有關學者介紹到了國外，成為一種全新的公共關系理論。至於視覺文化方面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處於全國領先地位，我們的《視覺文化傳播研究》已經正式創刊，而這個領域無論是在當下還是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會有所關注。至於還會不會再開辟一些新領域呢？我想很可能還會有，但是我不會再去簡單地開窗口了。”

孟建說，“現在我們經常講跨學科，跨學科固然很重要，但光是跨學科還不行，還有一個詞叫‘超學科’。超學科不是一般的跨越學科界限，而是學科在高度綜合、強烈激蕩以后，形成一種臨界突破的力量，讓學科與學科之間在這裡真正地實現化合交融。我就是想在這樣一個超學科的背景下，嘗試著實現一些重大突破，我覺得這很可能是我最近正關心，也是最想努力的方向。”

實際上，孟建對“超學科”理念的提出，是他幾十年來的治學追求水到渠成的集中體現，他把握前沿的敏銳潛移默化地煉就了他的學術穿越能力，而善於打通群落、建立體系的學術整合能力，又讓人不得不聯想到他曾穿插於政界、業界、學界的那段過往。有意思的是，孟建總是擔心自己會“醒得早，起得遲”，這或許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時不我待的人生姿態。畢竟，在他所走過的道路中，其學術整合的使命才剛剛開始。而他在新聞傳播學領域中關於“超學科”理念的闡釋與追求是否又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導向和預測？孟建在行動，我們在期待……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1﹔特別鳴謝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1級學生章子榮為本文整理原始錄音素材）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