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超學科臨界點的突破

“身在江湖卻每每心存魏闕”，這是李澤厚對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極為復雜心態入木三分的描摹，儒家的入世進取與道家的出世退避形成了對立的互補，並且在知識分子的觀念、情感與行為中帶來了某種微妙的牽引，甚至演變成一對耐人尋味的矛盾。對於曾兼具社會公職與高校學者雙重身份的孟建而言，他坦言深有同感。這位新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在時代變遷的洪流中，經歷了從城市到農村，從農村到工廠，從工廠到校園，從校園到機關，而后又從機關返回高校的輾轉軌跡。他把自己經歷過的坎坷磨難轉化為義不容辭的學術責任，把激流勇退的人生抉擇解釋為從心所欲的學術自覺，把透徹深刻的洞鑒能力比喻為水到渠成的學術領悟，把創新求變的研究風格升華為經世致用的學術追求。在談及自己學術人生起點的時候，孟建仿佛是不假思索地用了這樣一句話來開啟，“在中國，即便到了現在，我始終相信教育改變命運”。

“教育改變命運”

1954年7月，孟建生於江蘇省常州市，祖籍山東省泰安市東平縣。孟建的父母是曾在抗日軍政大學接受過教育的領導干部，家中還有兩位姐姐和兩位哥哥。1966年，孟建完成了小學學業，而旋即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卻突然間改變了這位少年的命運。“1968年我作為‘黑崽子’隨父母下放農村，當年毛澤東有一個‘五七指示’，要求干部去接受勞動改造，於是建了很多五七干校，我們當時去的是常州市辦在江蘇宜興山區的五七干校。我印象很深，由於我那時才14歲，讓在干校的伙房裡干活，做給勞改的干部燒茶送水等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現在大麥茶都成為一種時髦的韓日飲品了，實際上當年五七干校的干部們就是喝這種用熟透晒干的麥子炒出來沖泡的茶水。”孟建繼續說道，“那是一個文化荒蠻的年代，我們家裡五個兄弟姐妹，連最小的我都下農村了，哥哥姐姐們當然都沒有逃過這場厄運。但是我的大姐對我影響很大，她是老大學生，她堅持主張要我不放棄學習，她說不受教育是不行的。”

1969年底，15歲的孟建回到常州，好不容易進了工廠（因為家中哥姐都當了知青，離開父母去了外地，孟建就算在政策之內可以考慮進工廠的人），成為一名電機廠的工人。由於父母受到沖擊和審查，在工廠的8年間，孟建嘗遍了各種最苦最累的工種。“記得剛進工廠時拿的是14塊錢的學徒工資，因為要三班倒，我就花了13塊9毛去買了個南京市場的紫金山牌鬧鐘。至今，這個鬧鐘還作為紀念留在家裡，”孟建回憶道，“在工廠的時候，也許是因為我的家庭背景，特別是受我大姐的影響，我總覺得要堅持學習。受毛澤東的‘721指示精神’鼓舞，那個年代的許多工廠都紛紛開辦了類似於現在的職高或中技的業余學校，為單位培養技術人才。我報名參加了‘721大學’，那時候沒有人重視學習，隻要願意就可以去，學校是很破的房子，但開課不久就幾乎沒人去了。但是我們那時的老師非常好，因為他們都受過苦，都知道知識的重要，說隻要有人願意聽，就一直講下去。就是那樣學了一段時間后，正好高考來了。”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中斷十年的高考制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然而這項政策的落實卻令孟建與家人陷入了糾結中。“我們那個年代進了工廠就像是到了天堂，所以父母勸我別折騰了，說他們受了這麼多苦才看到我進了工廠，別人想進都進不了。但是我姐姐、哥哥都支持我參加高考。他們千方百計地找一些書給我看，讓我總覺得應該繼續求學。‘教育改變命運’，這句話還是特別重要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孟建成為1977年中國570萬高考大軍中的一員，並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被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錄取。他坦言，“填師范的主要原因是家裡沒有錢，父母都落難了，經濟狀況很差，師范學院是不用交錢的。后來媒體報道了我們那屆高考的名單和錄取分數，我才知道原來我考取一流大學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是出於各種原因我不敢報，志願報了也沒辦法更改。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是我的第一志願，就這樣我開始了大學生活。”

時至今日，再回憶起那段曲折的過往，孟建的言談間依舊充盈著復雜的情感，“我實際上就是小學畢業，沒上過中學，那時候肯定不知道還能恢復高考，不知道時代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唯一認准的理就是要讀書、要有知識。我在工廠時接觸過一些宣傳活動，出黑板報、寫文章，我姐姐覺得我文章寫得不錯，所以建議我選擇中文專業。我通過姐姐給我找來的書自學，並且經常向工廠周圍的高中生、大學生主動求教，再加上在‘721大學’參加短期培訓打下的基礎，最終考取了大學。但上了大學之后，我雖然知道會改變命運，可這個命運究竟會改變多少，自己心裡並沒有底，因為當時整個社會還沒有完全形成一個崇尚知識的氛圍。只是對我來說，我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一個目標，那種心情肯定還是非常高興的。”

“創新是我貫穿始終的追求”

帶著這種發自內心的欣喜之情，24歲的孟建踏上了另一段人生旅程。1978年的中國正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探頭探腦地求新求變，而孟建貫穿始終的“不甘守陳”的創新意識也在這個時候開始了鋒芒初露。

“上大學時，一方面受老師的影響很大﹔另一方面，由於十年沒有高考，我的很多同學大都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人，他們的思想比較成熟﹔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經歷、有思想，所以在求學的過程中，我選擇了電影這個電子媒體作為自己的關注領域。正好那個時候也有一個背景，高校主張引進一些新興的藝術形式，所以我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就是《論電影的節奏》。就這一點來說，在我的絕大多數同學都將研究注意力放在文學領域進行學習和研究的時候，我的另類色彩是很濃的。”孟建毫不諱言，“我也因此受過別人的嘲笑，所以我下決心在新的領域中有所成就、有所建樹，隻有這樣才不會被人詬病。”功夫不負有心人，孟建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就在國內電影理論權威期刊《電影藝術》以及《人民日報》等重要媒體上發表了文章，引起了老師和同學們的關注和敬服。對此，孟建堅定地認為，“創新是我貫穿始終的追求。”

1982年，孟建本科畢業后留校任教，是最早在南京師范學院開設電影方面課程的教師。說到這裡，孟建興致盎然地提起了一件令他記憶猶新的事情：“1982年我留校后，次年就參加了在北京師范大學召開的‘全國高校首屆影視師資研討班’。這既是國家對電影教育發展的一項創舉，也是我們集中力量向這個領域發展的一次突圍，”孟建如數家珍地說道，“當時不僅夏衍、陳荒煤、謝晉這些黨和國家電影事業的創始人親自來給我們講課，並且我們還非常驚喜地在研討班上看到了一些我們夢寐以求的電影片段，例如《水澆園丁》這些經典珍貴的影片。我還記得，因為是在夏天，所放片子都是易燃膠片，為防止膠片燒壞，保証珍貴影像資料不受損壞，工作人員還專門運來許多冰塊放在膠片旁邊降溫。”這次研討班給孟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極大地推進了孟建在電影學方面的研究熱情。“當時全國過來的學員在我印象中大概有七八十號人，並且就是在這次研討班上成立了國家的一級學會——中國高校電影學會（后更名為中國高校影視學會），我是首批會員。

當時我們在北京北太平庄照的第一張合影我至今仍保存著，后來還是我向高校影視學會網站和中國電影博物館提供的照片。”說到這裡，孟建不無得意。

1984年，因為受一位從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調任江蘇省文化廳任副廳長的老師賞識的緣故，孟建從南京師范學院調到了文化廳，先在廳裡工作，后去擔任了江蘇省《藝術百家》雜志的編輯。“《藝術百家》這個雜志到現在在江蘇都很有影響，是江蘇文化藝術界最好的雜志之一。我們編輯部當時隻有三個人，一位編輯部主任，他是著名戲劇理論家阿甲的學生，一位編務，還有一個就是我。主任主要跑北方片，讓我跑南方片。作為該雜志社的編輯，我經常到上海組稿，所以在上海戲劇學院任教的余秋雨等這些文化名人都是在那個時候結識的。”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正是電視藝術起轉騰挪的火熱時代，為適應形勢發展，江蘇省很快籌備成立了“江蘇省電視藝術家協會”，而正在電影藝術界干得風生水起的孟建，再一次出任了江蘇電視藝術家協會的秘書長。“可能是因為我當時已經擔任了江蘇省電影評論學會秘書長，是影視評論寫得最多也很好的一個，所以得到了電視界的關注。擔任電視藝術家協會秘書長期間，在我的積極參與下，江蘇省《嚴鳳英》和《秋白之死》兩部電視劇，它們分別獲得了1988年中國電視劇‘飛天獎’的最佳長篇電視劇獎和最佳短篇電視劇獎這兩項殊榮。在東北題材電視劇長期佔上風的年代，這個劃時代的突破被媒體譽為‘電視又刮東南風。”說到這些，孟建亦不無自豪。

孟建的創新追求與卓越才干的確是有目共睹的。不僅如此，他在辛勤進行影視理論、評論工作的同時，還積極參與了江蘇電視台電視劇、電視小說和電視散文的創作，催生了一大批優秀電視創新藝術形式的誕生。例如改自美國短篇小說大師歐·亨利的《最后一片常青藤葉》以及改自我國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分別開創了中國第一部電視小說和中國第一部電視散文的新紀元。“我總想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不甘寂寞，不甘守陳，當然也不可否認，在新的領域獲得突破的機會和程度也比較多。”孟建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