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眾傳媒對弱勢群體的偏見和歧視
社會心理學研究認為: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如下:刻板印象指的是對人的固定思維方式,不考慮任何的個體差異。刻板印象有可能是由正面的特征組成,但當對某些社會團體的刻板印象是一些比較消極的特征時,這些刻板印象可能會成為偏見和歧視的基礎。偏見是一種負面態度,歧視是一種負面行為[2]。弱勢群體在媒介構建的世界中被繼續“弱化”和“邊緣化”,從而形成了負面的“刻板印象”,引起一定程度的偏見和歧視。
有關傳媒的性別歧視和殘疾人歧視方面的研究,本人曾有專門的文章論述,這裡不再重復[3,4]。現以弱勢群體之一的農民工為例作分析。在我國,共有2億多農民工個體,但不是所有的農民工素質都很差,都表現的行為﹔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遵紀守法的公民。但大眾傳媒中的他們經常是邋遢、低素質、沒有誠信、破壞社會安全穩定負面的刻板印象,如各種農民工的“臨時夫妻”、討要工資以跳樓相要挾之類的報道,面對不公正的報道,他們卻沒能力出來抗議和辯駁,進一步強化了城市居民對外來的農民工的偏見,進而更形成了歧視行為。有代表的極端的例子,我們不妨看著一則新聞:“日前,湖北武漢市漢口三金潭小區一處廁所圍牆上,驚現一行紅色大字,‘外來民工禁止入內,違者罰款二百’。據修建這個廁所的業主解釋,因為這一帶外來農民工較多,常來這裡上廁所,把廁所衛生弄得很臟,所以才寫下這樣的告示。[5]”
(三)弱勢群體被“他者化”、“被消費”
媒體聚焦於弱勢群體,夸大其詞,好心辦錯事的想象,屢出不窮。傳媒報道弱勢群體的角度很多是站在社會主流人群的角度來考慮,抱著可憐甚至獵奇的態度來“消費”這種新奇的元素。例如,2010年的社會焦點之一“犀利哥”就遭受了這樣的境遇。他的確因為媒體的報道引來了廣泛的關注,但是更多地大眾飯后的談資。又如一些遭受性侵的女性,因為媒體的過度介入,使她們的隱私暴露無遺。
有關弱勢群體的報道的主體應該是弱勢群體自身,而不是政府部門或者有關專家﹔他們的經歷、體驗以及思想觀點應是媒體報道的重點。但是我們的媒體報道常常把弱勢群體作為配角,作為顯示媒體人文關懷以及政府關心百姓疾苦政績的對象。即使是充滿人文精神的《南方周末》,其對農民工的話語建構,亦主要通過文化或政治精英來“代農民工立言”。眾多關於農民工議題的新聞報道中充斥著政府、官員和專家的敘述和論斷,農民工的聲音卻難以通過媒介表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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