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微博圍觀中的自由表達
從路過走向圍觀,微博讓各方不同的意見在合乎法律的前提下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這種新新媒介技術為全方位的公共領域實踐提供了理想化空間。
(一)便捷、即時的信息傳播,推動了言論自由,拓寬公共領域
微博的轉發功能,使公民在無形中形成群體的力量,找到了情感的共鳴。同時圍觀形成強大的輿論優勢,更增加了網民對公共空間中大量信息進行自覺甄別的意願,從而確保了事件的公正性和可信性,也推動了某些事件的良性發展。在“我爸是李剛”事件中,關於李剛生平、背景、財產擁有量頗為復雜的信息被曝光,都得益於網友們挖地三尺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微博正在扮演著公共職能的成功執行者[2]。因此,微博拓寬了公共領域的空間,可以讓更多的話題進入微博,讓越來越多的公共話題付諸實踐,在人們圍觀並發表意見的條件下,影響輿論的導向,從而引導事件的發展[3]。
(二)網絡公共領域中草根的聲音得到放大,進一步維護公民權益
作為一個良好的發聲平台,微博中的草根們,因為能夠發表使公眾產生共鳴的言論而成為意見領袖,迅速攀升為網絡紅人。在網絡公共領域中,當網絡輿論事件當事人的政府權威背景與公眾的草根身份形成天然對立之時,就誘發了公眾對於公共權力濫用、貪腐受賄、徇私枉法等現象深層問題的擔憂。此時,微博中的草根網民們,就會期待用其話語權來行使網絡監督與問責來挑戰既有權威,並警示公權佔有者不得濫用職權。微博讓社會弱勢群體多了一個訴求平台,更好維護了自己的權益[4]。由此可見,微博的社會監督功能,一方面能夠在公民圍觀並發表輿論的過程中影響事態的發展和進程,並推動體制的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能夠對事件的進程和發展進行反思,有助於公民公共意識的普及。
三、圍觀中隱含的道德風險
從“路過”走向“圍觀”,從“沉默是金”變成“眾聲喧嘩”,微博贏得了“圍觀改變中國”的贊譽。但在這種圍觀式的傳播中所隱含的道德風險也應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重視。
(一)公私場域界定不清,使道德成為表演和報復的工具
從張海迪入日本國籍,到雷鋒生活奢侈,從“7•21”動車事故外國人獲天價賠償,到紅十字會信任危機,這些曾經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的謠言,都出自紅極一時的網民“秦火火”等人之手[5]。正因為集個人獨語、人際交流、大眾傳播等特性於一身,微博造就的不僅僅是人與人的傳播,而是所有人面對所有人的空間。因此,在這種公私邊界模糊的困擾下,就會有人借助微博直播效果的真實感,粉飾和詆毀個人或公眾形象與行為。表面上似乎只是記錄私人行為或發表言論,而實際上是精心在博友面前上演的秀。靠制造輿論造就的熱點,無論結果如何,對社會道德都是傷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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