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好崗位——訪記者鄭雪君

她是一個小人物，只是一個地市級晚報的記者﹔她是一個大人物，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能人。在溫州，說到鄭雪君，婦孺皆知。有人要自殺，找雪君﹔有高考錄取歧視，找雪君﹔有夫妻吵架，找雪君……雪君就像個“超人”，啥事兒也能管。在媒體界，她同樣名聲在外，總能搶到獨家新聞﹔為寫好稿子，幾天幾夜不休息﹔特能磨，耐心+技巧，再難再硬的採訪任務交給她，您都大可放心。她的採訪故事出一本書都綽綽有余。

半路出家，從事新聞工作十余年來，她獲得了無數榮譽，這對於一名新聞從業者來說，是絕無僅有的。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十七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還有一系列省級和市級的榮譽。在記者採訪鄭雪君前夕，心目中的她是有距離感的，有點“高大上”，等到記者親眼見到她之后，也有點驚訝，這個看似弱小的身軀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能量。和她聊上了，才發現她原來這麼爽朗、真誠、平實，跟光環籠罩之下的雪君印象有點不一樣。她有問必答，朴實的話語，透著對百姓的貼心關懷，榮譽成堆，依然滿懷謙虛，一點也不在意。從她的話中，你能真切感受到她那顆為老百姓做事的赤誠之心。一瞬間，你會有點恍惚，在現在的社會風氣和利益訴求下，你會覺得她有點遙遠，不太真實﹔卻又那麼平靜自然地坐在你的面前娓娓道來。這一反差，讓記者對她的好奇心更重了：鄭雪君，到底是個怎樣的記者？

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

記者：作為一名半路出家的新聞記者，您的成長經歷具有典型意義。在您看來，記者成才的幾個重要因素是什麼？

鄭雪君：我認為有四個重要因素：一是要熱愛這個職業。我就是因為“熱愛”走上了新聞之路。在新聞戰線我是典型的“土八路”。 我原來是溫州第二棉織廠主持工作的黨委副書記，基於對文字工作的熱愛，溫州晚報籌備時，報名參加了考試。當時，紡織總公司的領導已亮了底牌：你非要去晚報的話，就免掉一切職務出去，若在那裡呆不住再回來，隻能當一般工人。我心想：這下可要背水一戰了！

但是，對於一個新聞門外漢，單憑決心和熱情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必須苦練基本功。一開始，我在要聞部跑社會新聞，騎著10元錢買來的一輛舊自行車，半個月跑遍了溫州市區的17個街道。每天寫七八篇稿件，幾乎都被老總槍斃掉。當時的要聞部主任發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你的文章總見不了報，就算你每天早上最早來報社掃地泡茶也沒用，隻能解聘。那個時候，我好幾天做夢都在寫稿，夢中稿子又被拿掉，我都急醒了。因為著急，有一回我三天三夜沒有回家，在辦公室寫稿子。我還試著看老總、編輯改稿，他們改到夜裡一點我就看到一點，改到兩點我就看到兩點。結果看著看著就看出門道來。三個月試用期的最后一個星期，奇跡發生了，每天的報紙上，都能看見“鄭雪君”署名的稿件了。而且一發不可收，平均每天2篇，有一天發了6篇，全部在頭版。

二是工作目標明確。一個人若想事業成功必須要有目標，而且目標要高遠。我從小立志要當政治家或文學家，但到現在一個家也沒當成（笑）。是不是設置目標沒用？不是的，這個目標一直在激勵我奮勇向前，毫不懈怠。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明白要想實現大目標，必須設立一個個小目標，在努力實現一個個小目標中，一步步向大目標靠近。

2009年，我主持的雪君工作室欄目獲中國新聞名專欄獎后，我又給自己定了下一步的奮斗目標，就是與大媒體、大企業聯動做大善事、大好事，進一步擴大雪君工作室在全國的影響。

三是全力以赴地付出。付出汗水、付出心血、付出錢財、付出愛心。

我始終認為，一名黨的新聞工作者必須是社會各界公認的好人，讀者信賴的好朋友。我把來報社求助的讀者當作自己的親人，竭盡全力幫助他們。殘疾人金獻芳沒工作，我就為她聯系接洽，老勞模洪水林領不到工資，翁汝才沒房住，我就東奔西跑，尋求有關部門予以解決。溫州礬礦特困職工沒錢過年，我又四處奔波募到18萬元，挨家挨戶地分發到每一個特困職工的手裡。

一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其實可以把政治家的功能和文學家的功能合二為一。因為優秀的新聞人必定具有兩種情懷：一是政治家情懷﹔二是平民情懷。再加上新聞工作樹立先進典型和監督的職能，用自己敏銳的眼睛、陽光的心靈去發現真善美、揭露假丑惡，推動人類的文明進步。所以，我現在隻要把新聞工作做好了，就能實現自己兒時立下的人生目標。

四是要有使命感。一個人的成就是跟使命大小成正比的。使命會產生動力，動力越大干勁越大。

使命感從何而來？來自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我認為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奉獻越多價值就越高。因此，我認定的人生價值觀就是：給予最富足、付出最幸福、奉獻最有價值。由此，我要求自己一輩子做好人、做好事、作好文。

在我心中，我從來就沒有把新聞工作僅僅當成職業來對待，而是把它當作一項崇高的事業去追求，我將自己的工作崗位看作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最好崗位。因為在奉獻中我收獲著一種幸福，一種美麗，一種崇高的情感。我感覺自己過得很充實、很幸福、很快樂！

記者：您曾說，“我沒有天分，隻能靠一個多干”， 雙休日、節假日您都是在上班中度過的，這麼多年干下來，您不覺得虧待了自己和家人嗎？

鄭雪君：我覺得自己對得起報社和群眾這個大家，確實對不起自己的小家。因為我很少干家務，對孩子的功課很少過問，沒有給家人帶來富裕的物質生活，比別人少一點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天倫之樂（每天就是下半夜回家睡一覺）。但此事自古難全。我家人很支持、很理解，且積極參與我策劃的一些公益活動。

記者：關於您採訪的故事有很多，您能說說印象最深的一次採訪經歷嗎？

鄭雪君：印象最深的一次採訪就是“泉水叮咚”那一次。

我隨溫州市政府經貿代表團去香港採訪。一天晚上，我接到報社領導交給的任務，專訪當時的市長，第二天發稿。當時，因我連續幾天熬夜，牙疼得厲害，但隻能耐心在旅館大廳等市長。夜裡12時多，市長回來了，我連忙緊跟著上電梯到了市長住的房門前。誰知市長說了句“今天我很累，不接受採訪。”就“砰”的一聲把門關掉了，吃了個閉門羹。我並不氣餒，斗膽敲響了市長的門，但市長一點反應都沒有。我氣得哭了。邊敲門邊流淚，足足敲了半個小時，眼淚也淌了半個小時。最后，市長被我吵得睡不著覺，隻好打電話向一位市長助理求援。這位市長助理一上樓本想批評我幾句，但一看到我淚流滿面的樣子心就軟了，就問是怎麼回事，我就說報社領導布置任務今天一定要採訪到市長，第二天一版的版面已留空，完不成任務版面可怎麼辦哪？市長助理非常同情，立即幫我敲開了市長的門。我邊流淚、邊採訪、邊錄音，終於完成了任務。后來開全團大會時，這位市長向我道歉並表揚了我，還開玩笑地叫我是“泉水叮咚”。

記者：看了您的故事，感覺您是以“拼命三郎”這樣的一種精神去做事情的，但在現在的傳播環境下，作為一名記者，您會不會覺得技巧也非常重要呢？

鄭雪君：我認為技巧也很重要，我平時採訪，想獲取獨家新聞也是採取“拼命+技巧”的方式。

有一年採訪兩會，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要到浙江代表團來，但溫州來的記者都沒有兩會採訪証，大家覺得沒轍就沒打算採訪，唯獨我一個人在想辦法怎麼“混”進去。后來我就跟全國人大代表、溫大的教授陸征一說：“您個子比較高大嘛，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他說：“什麼忙？”“我沒有証，你有証。我個子比較小，你個頭比較大，我緊貼著你進去，你可以掩護我。”他說：“可以可以。”我就緊跟著他進去了，採訪到獨家新聞《吳儀對溫州民營企業家情有獨鐘》。發出來以后，溫州其他新聞單位的記者都被老總批評了，為什麼雪君能採得到，你們採不到？然后他們老總就吩咐他們，你們明天一定要緊盯鄭雪君，她到哪你們就到哪，后來他們緊跟了我兩天。到第三天時，曾慶紅過來了。當時他們就緊跟著我不回去，看我怎麼進去。想不到曾慶紅級別高，會場第二次清場，我們進去之后又被清出來了。兄弟媒體的記者就笑著說，“看來今天雪君也沒辦法了，也被趕出去了。”他們走掉了。我沒有回去，結果我看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個女記者端著錄音機。我就把她攔住了，我說，“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啊，我是《溫州晚報》的記者，你以后到溫州工作什麼事情呢，我一定會幫你忙，這次你一定要幫我忙。”她說，“那你說吧，要怎麼個幫法。”我說，“你把我們（溫州市）李強書記跟曾慶紅匯報的錄音幫我錄下來，順便幫我拍幾張照片。”等會議結束，她就把那個錄音帶給我了。我自己雖然沒進去，不僅得到了消息，還寫了現場新聞《曾慶紅7次插話》，因為錄音中，曾慶紅的笑聲說話聲都聽得清清楚楚。兄弟媒體覺得奇怪死了，又被老總批了一次。他們說：“我們明明看到雪君被保安拎出來了，她又不在裡面，肯定是瞎編的。”這個消息傳到我們老總的耳朵裡，老總很緊張，趕緊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雪君啊，你昨天那個報道是怎麼寫出來的呀？”我就把情況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他說“哦，這樣啊，我就放心了，那你這個錄音帶一定要保管好，這以后是個証據呀！”

因此，我認為，記者啊，光有勇氣是不夠的，還得有智慧。

記者：現在，傳統媒體不像前幾年那樣紅火，請問您對此怎麼看？

鄭雪君：我很贊同南方日報副總編輯王垂林的觀點，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應用，報紙等傳統媒體遇到了新媒體的挑戰，但無論傳播媒介如何變化，新聞的本質永遠存在，那就是“內容為王”。出現新的傳播媒介和渠道平台，這不僅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技術發展的必然，對傳統媒體來說，新媒體挑戰是無法回避的。傳統媒體需要認真考慮，在新的輿論格局中，如何發揮主導主流的作用。即便報紙有可能消亡，但新聞的本質改變不了，無論新聞的媒介如何變化，新聞作為內容支撐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