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輿論給社會治理帶來的挑戰

【摘要】隨著交通、通信和傳媒等技術的迅猛發展，整個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液態化的社會，人類原有的社會結構、組織模式和思想觀念正在不斷地被溶解、重構。在中國，網絡作為先進的傳媒技術和傳播平台，正在成為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溶劑，網絡中生成的社會輿論正在給社會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如擴大信息鴻溝、傷害社會誠信、侵犯公民權益、釀成群眾司法等。社會管理機構隻有很好地應對這些問題，才能引導公眾建設和維護一個良好的、和諧的社會環境。

【關鍵詞】網絡﹔公共輿論﹔社會治理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ount Bauman）在世紀之交提出了“流動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概念。他在2000年出版的專著《流動的現代性》中指出：人類原有的堅固的、沉重的、形狀明確的金字塔式的社會，正在向動蕩不安、流動易變的液態社會轉變。液態社會的主要特征是生產方式的流動性、思維方式的碎片化和行為方式的失范化。液態社會終結了地理和空間的意義，動搖了單一、穩定的中心權威，時間和速度成為權力的新標志。隨著交通、通信和傳媒等技術的迅猛發展，世界進入了液態化最快的時期，人類原有的社會結構、組織模式和思想觀念正在不斷被溶解、重構。在中國，網絡作為先進的傳媒技術和傳播平台，正在成為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溶劑。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新媒體的使用也不例外。新媒體一方面提高了人類智慧，擴大了公眾的表達自由，提高了公民參政議政的直接性﹔另一方面也沖擊了傳統倫理道德，催生了不少新的社會問題。近年來，我國網絡輿論經常來勢洶洶，“對於政府來說，這裡成了‘最危險的地方’，有著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強大力量”[1]。網絡輿論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演變成輿論沖突和社會行動，最終給社會和諧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當前，網絡輿論已經給社會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社會管理機構隻有很好地應對這些問題，才能引導公眾建設和維護一個良好的、和諧的社會環境。

一、網絡既讓人類進入信息過剩的時代，也讓人類社會面臨信息鴻溝不斷拉大的問題

在普通人的觀念中，傳媒發展必然提高整個社會的文化程度，縮小各個階層之間的差距，在更大范圍內實現社會平等。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李普曼認為貿易、交通狀況影響人們的交往頻率，個人的交往范圍、社交圈受其收入的影響。那些地位較高、收入良好的人，他們會支出一定的收入用以克服交流的障礙。當他們了解了更多已經發生的事實時，他們的觀念將會更加先進，因此他們會在較長時間內獲得更好的收入。而那些目光短淺、自我放縱的人，不會在交往中投資，隻會在養尊處優中耗掉人生。1970年美國學者蒂奇諾（Tichenor）等人明確提出了知識鴻溝的概念。他們通過實証研究指出：知識在不同階層之間分布不同，高階層的人因為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夠比較迅速地獲取媒介傳遞的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高低階層間的知識差距不斷拉大，最終形成所謂的信息富人（information-rich）和信息窮人（information-poor）。信息富人和信息窮人之間的信息差距就是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蒂奇諾認為，除了接觸媒介和學習知識的經濟條件外，造成知識鴻溝擴大的因素還有：傳播技能上的差異，已有知識儲備的差異，社交范圍的差異，對信息進行選擇性接觸、理解和記憶方面的差異，大眾媒介的差異等。[2]

現代傳媒是在市場化的環境中運作的，公眾自身的社會地位、收入狀況、教育水平直接影響著他們接觸、理解信息的效果。網絡給世界帶來了極其豐富的信息，但是不同社會階層接觸、使用信息也是極端不平等的。西方學者曾將媒體信息比喻成亂石場（quarry）中成堆的碎石（the masses of a stone），這些石頭可以成為教堂的建筑材料（the making of a cathedral），但媒體只是呈現它們，並不真正用它們去建設一座教堂。也就是說，媒體每天提供的是世界變動的雜亂無章的信息，這些信息可以讓公眾去認識世界的本質，但媒體不能也無法幫助公眾去認識世界，認識世界的責任還是由學者或受眾自己去承擔。那些基層群眾雖然生活在資訊高度發達的時代，但是他們接觸信息的機會依然有限，即使他們得到了信息，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去選擇、理解信息。在中國社會，那些生活在城市邊緣的農民工，他們和媒體世界相隔遙遠，唯有手機成為他們溝通和娛樂的重要工具。夜晚來臨，他們用手機和遙遠的妻兒對話，用手機播放的音樂打發寂寥的夜晚……對他們來說，民主、自由、平等是些很陌生的詞匯。而在中上階層，人們利用現代資訊享受全球化盛宴，在資本市場上進行驚心動魄的資本博弈，在虛擬空間內探討國家民主化的路徑，等等。可以說，新媒體不但沒有消除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信息鴻溝，而且還有將原有信息溝擴大的趨勢。如何盡可能地縮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信息溝，成為現代社會治理的重要工作。

二、網絡空間內信息的失真、造假，給網絡誠信、社會誠信帶來巨大的傷害

和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沒有嚴密的採編部門，沒有嚴格的採編分離制度。很多網站其實並不直接參與信息的採集，而是通過提供信息平台和技術服務，對已有的信息進行編輯、加工，從而獲取信息的附加值。新媒體的信息來源主要分為兩大塊：一是傳統媒體生產的內容，二是公眾自己生產的內容。“公眾自己去生產內容”是新媒體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問題。新媒體的管理者大多是技術官僚，他們有著強烈的市場意識和技術嗅覺，但是普遍缺乏新聞專業精神和社會責任意識。新媒體是技術、資本和市場催生的，它本能地將經濟效益作為第一追求，編輯和廣告幾乎時時糾纏在一起。那些辛勤給網站提供信息的“公民記者”，他們同樣沒有記者的專業精神和職業素養，很多網絡事件不是由某個或某幾個網民報道的，而是通過集體勞動集成的。公民記者通常沒有意識、沒有精力，更沒有能力去核實新聞來源，網絡事件通常不是真實事實的集成，而是局部事實和公眾想象的混合物。網絡語言通常是調侃的、夸張的，對事實多有誤讀和歪曲，人們按照公平和正義的想象建構起來的事實，往往在真實性、准確性和可靠性方面飽受質疑。網絡表面上給人的感覺是匿名發布，因此，一些人自感在網絡中可以逃避社會監督和道德約束，他們通常將網絡作為發泄私憤和不滿的工具。

前面不斷提到網絡是在商業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網絡的商業原則其實是對新聞精神的最大傷害。隨著人類生活快速網絡化，社會利益快速向網絡延伸，傳統社會中的各種犯罪行為都在虛擬空間內找到了成長的土壤，網絡病毒、網絡盜版、網絡賭博、金融詐騙等，已經極大地傷害了社會誠信，破壞了社會秩序。近年來，網絡公關公司、網絡水軍異常活躍，他們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不斷綁架社會輿論制造所謂的“一夜成名”的神話。網絡水軍是受雇於網絡公關公司，為他人發帖、回帖造勢的網絡公關人員。因為發帖、回帖需要成千上萬的人共同完成，所以人們將那些臨時征集來的發帖人稱為網絡水軍。“‘網絡水軍’背后有三級利益鏈：最高級是負責派活、發工資的網絡公關公司﹔次級是組織管理人手、協調工作任務的網絡‘包工頭’﹔由一些網絡閑散人員組成的龐大‘水軍’群則在鏈條底端‘干實事兒’。”[3]網絡水軍往往佔據道德高地，抓住人性的弱點制造熱門話題，煽動公眾情緒，綁架社會輿論。“‘網絡水軍’的形成有兩大主推因素：一是心態鏈條，當前部分人對社會的認識有所偏頗，特別是有逆反心理、容易沖動的年輕人很容易被卷入‘網絡水軍’的漩渦﹔二是經濟鏈條，網絡公關公司為黑心錢做昧心事，還有一些社會傳播機構把‘網絡水軍’發的帖子當成新聞傳播，以謀求點擊率和經濟利益。”[3]受西方消費社會的影響，目前社會上一些人愛慕虛榮，期望通過走捷徑來謀求意外的成功。於是，網絡公關公司和網絡水軍就抓住這些人的心理，以各種出格的方式濫用媒體、綁架輿論，揮霍網民的正義和良知。芙蓉姐姐、流氓燕、郭美美等都是通過踩踏道德底線走進公眾視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