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播學角度解讀《論語》

2013年下半年，新一屆研究生推免的選拔工作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展開。全國各高校的研究生推免生有近200人報名人大新聞學院的傳播學方向研究生，這200人中除了個別其他專業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我們根據學生填表反映的情況，反復衡量比較，從各高校百裡挑一裡再百裡挑一，通知了其中15位同學來學校面試。再加上本校的推免生，共21人參加面試。面試題共十組，每組兩道。其中被抽中幾率最高的一組題，有6人抽中。這組題之一如下：

問題：請從人際傳播與社會關系角度，評價一下孔子在交往中的表現：

“孔子於鄉黨，恂（x?n）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y?n）?如也。君在，踧踖(c?j?)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b?n），色勃如也﹔足躩（ju?）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后，襜（ch?n）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論語·鄉黨》

該題不要求學生對每個字做解釋，而且還提供了生僻字的拼音。然而，選中該題的6人中，沒有一個學生能夠批評性地評價孔子在人際交往中的表現，有的甚至不理解《論語》中的這段話是什麼意思。《論語》是中國古代基本經典“四書”之首，僅1萬字，高校文科生應該必讀，而且要養成一定的批判意識。看來，現在連我們最優秀的學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傳統了。

有鑒於此，本文以《論語》中記載的關於孔子的言行開始，從傳播學角度批判地考察一下孔子的傳播思想。

從《鄉黨》篇窺探人際交往中孔子對禮制的遵從

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中國進入了禮樂文明時代。孔子少即習禮，以通禮而名於世。在朝代變更的歷史背景下，他固守舊的禮制，認為春秋時代的亂局，在於禮壞樂崩，因此提倡“克己復禮”，力圖恢復西周的禮儀制度。[1]鑒於這一歷史背景，孔子的傳播思想是向后看的、保守的，因此他在這方面對后人的影響，我們應該持一定的批判立場。《論語•鄉黨》記載了孔子在不同場合與人交往的表現，翻譯成現代文字大體如下：

孔子在鄉裡遇到長老，恭敬得好像不善言談。在朝廷宗廟，說話明白流暢，只是比較謹慎。在朝堂上，和下大夫說話，溫和快樂，侃侃而談﹔和上大夫說話，正直恭敬。國君在時，敬畏不安，小心翼翼。國君召見他接待外賓，他的面色變得庄重起來，腳步也快起來。他向兩旁的人作揖，衣服前后擺動，卻整齊不亂。賓客走后，必定向君主回報說：“客人已經不回頭張望了。”[2]

人際傳播中雙方或各方顯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人際傳播的內容和方向。美國傳播學者邁克爾·羅洛夫指出，人際傳播的“第一個特征是，人際傳播發生於有關系存在的環境裡……我們知道某人所以與他人發生關系，是因為他們極有可能彼此交流。而他們進行交流的方式是由關系的約束所決定的……關系還受到彼此怎樣看待對方的約束。有些關系被人們認為著重於彼此扮演的角色，關系雙方的相互行為既基於本人扮演的角色，也基於對方扮演的角色”[3]。當代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則寫道：“人生存的基本事實是彼此關聯著的人。人無法逃避與他人發生關系。我與你相遇，我和你彼此關聯，即使我們的交往是一場相互斗爭。即使在彼此的關聯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隻有在生動的關聯中，才能直接認識人所特有的本性。”[4]

基於以上對人際傳播和社會關系的分析，不難理解孔子在“鄉黨篇”中的言語和行動。在不同的人際傳播語境中，在和不同的人交往中，他都謹記自己在其中特定的社會角色——在鄉裡恭敬地對待長老，在朝廷說話謹慎，和下大夫侃侃而談，國君在時則表現出應有的敬畏。這反映了孔子謹記禮制、等級和尊卑，很有分寸地進行交流活動。正如吳予敏所言：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演員，他的才能就是在每個社交場合，都能明確自己的名分，進入角色。所以他“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處處顯得那麼得體。他對於任何非禮逾矩的言行都是厭惡的、恐懼的。[5]這段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孔子竭力維護禮制和等級的形象。

孔子這樣做，雖然是為了遵守“禮”的規范，但是也有很強的實用性。於是，后世的人們便以孔子為榜樣，交際中如何“做人”成為必修課。“禮”體現的是一種不平等的人際社會關系，並在無形中化為不平等的文化符號和傳播符號，滲透到人們的潛意識中和現實生活中。這種現象現在仍然到處可見，無論是會議、宴請的席位排序，還是報紙、電視的頭版頭條安排，都嚴格考慮當事人政治、經濟地位的高低。其實，至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黨報上中央領導人的活動報道，並不完全按照職務編排版面。毛澤東的一些不重要的外事活動消息，經常安排在頭版不起眼的位置，甚至安排在二版，標題字號與普通新聞相同。而有的副總理主持的國務院會議消息，因為有指導工作的意義而被安排在頭條。顯然，現在我們的黨報對自身的光榮傳統有些忘卻了，卻把孔子強調等級意識的那套東西學了去。

批判孔子過分地遵循禮儀，不是完全否定社會角色要與人際傳播相適應。正如王怡紅所言，當一個人以學生、教師、領導、顧客等角色出現在傳播關系中時，他並非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隻不過是在進行某種社會角色的交換。比如，你要是一個學生，就要遵守學校的紀律，不逾學習的規范……以這種社會要求定位的關系，人無可逃遁地被固定在角色的框架中。除了角色，在個性化的人際交往中，這個人是找不到自己的。社會可以理所當然地將這個人囚禁在各種角色裡面……一言以蔽之，角色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傳播活動，與真正人的自我及其個性的表現關系不大。[6]但孔子的表現，等級意識過分強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顯然不該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倡導的。

從《論語》中與傳播有關的詞句和段落看孔子的傳播思想

《論語·鄉黨》描述了孔子在人際傳播中身體力行，竭力履行自己在不同場合的社會角色，這也多少折射出了他的一些傳播思想。實際上，《論語》的各篇中，使用了“言”“視”“聽”“學”“思”“聞”“見”“知”等很多與信息傳播相關的字詞，這些字詞少則出現過50多次，多則出現過100多次。以下對含這些字詞的篇章做一簡單梳理，探析其中蘊含的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和傳播思想。

《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耳熟能詳。其實，《論語》涉及“學”的地方很多，如“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篤信好學”“下學而上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不學《禮》，無以立”等等。在儒家文化中，“學”有兩層含義：一是品德的修養，即仁、義、禮、信、孝、悌等﹔二是六藝的學習，《詩》《書》《禮》《樂》《易》《春秋》。可見，孔子要求“學”的，是符合禮的信息和內容。“學”本來是個體接收信息的方式之一，孔子把它作為提升內在道德和修養的手段，使得“學”有了很強的倫理功能。

此外，孔子對作為動詞的“言”這種人際傳播方式小心翼翼。“君子欲訥於言”“仁者，其言也?”“敏於事而慎於言”“慎言其余，慎行其余”“邦無道，危行言孫”“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等等，都是要求說話要謹慎，要謹言慎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不要輕易把話說出口﹔“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言談要符合道義。孔子很少談論利益，贊許仁愛﹔“法語之言，改之為貴”，要按合乎禮法規則的正言來規勸，來檢查改正自身行為﹔涉及怎麼言的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說出來的話，要可行，對待說過的話，要認真﹔“言必信，行必果”，說話要可信，行動要果斷﹔“言忠信，行篤敬”，說話忠誠，行為敦厚。

孔子要求在人際交往中言語行為和談話內容要謹慎，要符合倫理，不能違背禮法規則。這一要求有一些可取之處，但這又有些苛刻，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和眼界。不過，他要求言論誠實可信，至今也是應該遵循的。

除了“言”之外，“聞”“見”等傳播行為，也在《論語》中反復出現。子張求教加官進祿的方法，孔子說“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要求“多聞，多見”，但是對有疑惑和危險的方面要有所回避。“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講的是多聞、多見對自己有利的好的內容，以“善者”作為衡量標准。此外，還有“聞道”“聞義”“聞一知十”等。不同的人際傳播情形中，孔子對“聞”嚴加限制，仍然以倫理為限。他要求懂得“聞”的技巧，聞道、聞義、聞善，懂得趨利避害。這種帶有強烈功利目的的趨利避害，一定情形下是傳播活動中的一種本能反應，但在孔子那裡已經形成了一種人為的主觀標准，這就將傳播的這種本能變成了一種抑制行為。

至於與人際傳播相關的“知”“視”“聽”等詞，在孔子看來，必須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對信息要有所取舍，不要去看去聽“非禮”的內容﹔“聽其言，觀其行”，與人交往中，不僅要聽他說什麼，還要觀察他的行動是否言行一致，正所謂“察言觀色”。“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要了解一個人，應先考察他言行的動機，觀察他所走的道路。知則是“溫故而知新”，“新”從“故”中來﹔知什麼呢？“知禮、知樂、知仁、知德、知天命”等。顯然，孔子堅持以“禮”來維持傳播秩序，在他那裡完全找不到思想自由的蹤影。

“思”是一種自我傳播，關於如何“思”，孔子提出君子要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的思，尚不是現在的思，含義更廣而深，即修身，也見於“三思而后行”“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思的標准，仍然離不開恭、忠、敬、義等倫理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人際傳播思想，主要是利用倫理規范教化社會人心，這種觀念一直統馭著中國人的人際傳播和交往行為，導致人際傳播帶有濃重的社會倫理旨趣。正如人際傳播的研究者王怡紅指出的：古代社會利用人際傳播建立和表達倫理規范，用倫理規范的交往取代人際交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