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總編不是新聞官

不久前，某報刊登了一篇就昆明暴恐事件發表的評論《暴力恐怖犯罪挑戰人類文明底線》，這篇文章本來是新華社記者寫的，該報刊登時前面還帶有新華社的電頭，隻刪去原文中幾個字，但加上了該報評論專欄的欄目名，變成了該報的評論。這是一個不小的疏漏、不可原諒的低級差錯。對此，不僅版面編輯有直接責任，報紙總編輯也有責任。

總編輯是“編輯部的總負責人。主管編、採和通聯等新聞業務工作”。（《新聞學大辭典》）報社編輯部有時政、經濟、文教、體育、娛樂、國際等各路編輯記者，總編輯則要對報紙進行“總”的編輯。

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辦報尤其如此。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總編輯，就會有什麼樣的報紙。我國現代新聞史上出現的優秀報紙總編輯，充分証明了這一點。

新記《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提出了“四不”（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辦報方針，秉承客觀、公正的原則，引領報社同仁，把《大公報》辦成當時最優秀的報紙。張季鸞還是我國新聞評論的先驅。他抓住當天的大事，疾筆成文，臧否人物，指點江山，在當時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

粉碎“四人幫”之后，一些優秀的報紙總編輯，為推動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立下了汗馬功勞。楊西光1978年在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時，參與組織修改和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發全國開展討論，吹響了解放思想的號角，為撥亂反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起了輿論宣傳的作用。

《華西都市報》首任總編輯席文舉則為我國都市報崛起做出了貢獻。1995年他主持創辦的《華西都市報》，是我國第一份都市報。這份報紙“嫁接”黨報重視時政、經濟新聞的做法，成為“邁向主流”的市民生活報。它重視新聞規律和市場規律，創造了短時間內發行量迅猛增長的奇跡。全國許多晚報、生活類報紙紛紛效法。

總編輯有管理的責任，同時是一個從事新聞業務的新聞人，而不是“新聞官”。筆者在幾十年的新聞生涯中，耳濡目染，親身體驗，深感總編輯責任重大。從報紙定位、選題策劃、稿件採編、標題制作、版面安排，總編輯環環有責。當然，他們不可能事必躬親，要善於抓大事，比如抓重大選題、頭條新聞、標題、評論以及整個報紙的布局等。

時下，有的報紙總編輯，一坐上這個位置，就當起官來，每天忙於看文件、跑會議、搞“公關”，甚至沉迷於應酬和飯局之中，而不是集中精力辦報，有的連看大樣的責任也下放了。做官，還是做新聞人，這是當好總編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要當好總編輯，必須帶頭學習，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敏銳性，還要不斷提高業務能力。有的總編輯本來是從做記者、編輯一步步上來的，新聞業務能力較強。但是，職務變了，學習的勁頭就沒有了，懶得動筆了，業務逐漸生疏。這樣的總編輯，很難擔當起肩負的重任，也得不到記者編輯的尊重。

要時刻關注國內外大事，對各方面的動向了然於胸，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處理報道時輕重顛倒，或漏掉重大新聞。有的總編輯不讀書不看報，連自己的報紙也不認真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樣，怎麼能領導報社同仁辦好報紙？

總編輯不要有“官”架子，需要禮賢下士，集思廣益，發揮報社同仁的積極性。筆者在新疆日報工作時，遇到一位這樣的總編輯苗風。他1962年從《人民日報》調入，帶來了《人民日報》的好作風。對工作要求很嚴，又平易近人，善於傾聽大伙的意見。遇有重大報道，他常常約上多位編輯記者一起討論﹔寫好了初稿，打出幾份小樣，讓副總編輯、主任各持一份，進行修改，然后取長補短。有人說他就像一個兄長和朋友，大家樂意親近他，在他手下工作也感到心情舒暢。

總編輯的活，主要在辦公室做，但也不宜總“宅”在屋裡。要找機會到基層了解民情，傾聽民聲。當年，《新民晚報》總編輯趙超構業余時間就常拿個板凳坐在弄堂口，和街坊鄰居聊天。他的雜文有些就是取材於聊天之中。總編輯了解群眾，報紙才能更貼近群眾，報道才能更有針對性。

黨中央強調事業單位改革，重要一環是去行政化。報社總編輯潛心做新聞，而不是做官，應該是題中之義。

（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新聞系教授，曾任新疆日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