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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題材電視劇的主調性、喜劇性、地域性

——以《馬向陽下鄉記》為例

蔣宏賓

2014年12月12日13:08    來源:視聽界    手機看新聞

摘要】由吳秀波主演的農村題材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在央視播出后收視表現不俗,以生動的情節和自然細膩的表演吸引了受眾。本文以該劇為例,從主調性、喜劇性、地域性三方面,探索農村題材電視劇的表達方式。

【關鍵詞】《馬向陽下鄉記》﹔農村題材電視劇﹔主調性﹔喜劇性﹔地域性

由吳秀波主演的40集農村題材電視劇(以下簡稱“農村題材劇”)《馬向陽下鄉記》,今年9、10月間在央視晚間黃金劇場播出,收視業績令人振奮,全國平均收視破2、收視份額近6%,不僅在同時段衛視收視中持續第一,全網播放量更是突破5億,勇超2013年《鄉村愛情6》,創下農村題材劇的收視新紀錄。這實在是一部難得一見的農村題材劇精品。故事好,情節生動吸引人﹔內容好,接地氣有生活﹔演員好,表演自然真實細膩﹔場景好,一棵大槐樹勾起多少人的鄉愁與年少記憶。令人印象更深的則在於:題材獨特,時代感強。“第一書記”下派到“空心村”,面對加強基層組織、助力脫貧致富、改善鄉村治理等一系列老大難問題。這的確是一大看點,但要藝術化地呈現好又談何容易。

縱觀全劇,雖話題宏大但生活氣息濃厚,細節真實,可親可近可信﹔雖鄉土味濃但絕無淺薄寡趣、簡單土氣,反而讓人看后由衷增添了一份對農村生活的美好向往﹔雖是一部輕喜劇,但並無庸俗低俗之笑料,而是平凡真實中蘊藏生活歡樂,矛盾沖突中時有笑點,詼諧而不失庄重。可謂雅俗共賞、深入淺出、老少皆宜。該劇創造了農村題材劇的一個新高度,至少在三個方面體現了新境界。

第一,主調性表達上的新境界。該劇的創作和表達深刻體現了“現實主義題材”與“理想主義情懷”二者的有機聯系、相互融合和相互促進。這是此劇的主基調,既接地氣、生活氣息濃郁,又積極健康、催人奮進。

一部成功的電視劇,選題至關重要,時代感、現實性、典型性,是選題重要的衡量標准。其次是價值導向、准則,即用什麼價值理念和情懷色彩展示和表達。

一方面,此劇是基於當今農村實際生活的重大現實主義題材,由此映襯出時代感強、典型意義鮮明的“中國鄉村”。現實題材電視劇,重在表現當代人的社會生活,反映當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社會情狀。這種題材之所以受到推崇,因為其往往負載著厚實而凝重的社會歷史和生活內蘊,通過鮮活生動而獨具魂魄的時代人物來傳遞審美理想、展示價值訴求。《馬向陽下鄉記》的一大成功,在於其獨特而具有時代感、典型性的選題。首先是獨特性,農村題材話題眾多,但反映“第一書記”下鄉的甚少。其次是典型性,大槐樹村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環境、人際關系、鄉村生活、基層矛盾、社會訴求等,無一不透露著當今中國、當下農村的特征。這個選題的豐富內涵和深邃思想性所展現出的,是一幅當代中國鄉村的縮影。其鮮明的現實性、時代性集中表現在:其一,當代中國發展變遷的宏闊時代畫卷。劇中所記述和描寫的一切,是在當代中國躍上發展新階段、新征程后的景象,以及其中深藏的矛盾與問題。比如,在統籌城鄉發展進程中,農村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土地流轉、農民致富問題,和諧社會建設中的農村社會“38、61、99” 典型生存現狀與弱勢群體結構問題,推進基層群眾自治中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村委會組織和宗族勢力、致富能人等不同群體的相互關系問題,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如何傳承鄉村文明、融入現代文明以及保持鄉土文化優勢等問題。二是當代鄉村生活的真實景象及典型的矛盾沖突。典型的側面包括:他們珍視土地甚至迷信土地,但不懂科學,不能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土地,因而並沒有能夠懂得土地﹔他們珍視和試圖保持鄉裡鄉親的純朴情份,但往往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制造事端、挑起糾紛﹔他們知道要維護公德法治、社會良序,尊重村兩委,但骨子裡更多的是宗族勢力主宰、個人利益作祟。

另一方面,該劇積極展示理想主義情懷,並使之與現實題材有機融合,彰顯出健康向上、催人奮進的文藝創作主流,生動詮釋出鄉村版的“中國夢”。現實主義題材,並不表明必須是實打實、一對一地加以簡單化、程式化的現實景象描述。現實題材貼近真實生活,飽含生活內蘊、時代光影和價值魂魄,其中的理想主義情懷元素極為重要。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理想主義者就是這些“仰望星空的人”。對理想主義而言,與實踐的有機結合是必須的,因為理想的價值在於改造世界、改造現實﹔對於現實主義而言,注入理想主義情愫,將使現實生活更加豐富而具價值內蘊。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向陽下鄉記》的成功,既得益於現實主義的題材,又得益於理想主義的呈現與藝術勾連。劇中理想主義的情懷抒寫及其章法,集中展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大槐樹村這個偏遠破落、小農為主、宗族傳統根深蒂固的“空心村”,在當今時代條件下的歷史性蛻變。這種蛻變,當然是因為時代在變遷、社會在進步,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以馬向陽為代表的新生力量的加入,以“第一書記”為核心的新生代主心骨開始在這個古老的山村基層發揮作用,加之以周冰為代表的種植專家及其現代科技元素等的助力。一系列外部力量的注入,打破了原有的村庄平衡,特別是其中的經濟、社會和治理結構現狀。在這種結構性變動中產生奇特作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理想的力量。馬向陽、周冰和村裡的一批年輕人,都是懷揣著人生理想和事業追求的。為此,他們能走到一起,同心協力。馬向陽的理想,說到底是“讓大槐樹下長出金子”,這不僅僅是物質富裕的金子,還包括閃耀著光亮的、令人向往的現代化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人際交往和基層治理方式等。這種理想不是大而無當的空想,而是有目標構想、實現路徑、實施步驟和支撐條件的科學理想。他一步一步實際推進理想目標的思路和措施:修村路、開超市、建村圖書室和公共浴室、村庄大掃除、村民健身操,然后是構想符合當地實際的現代產業結構,包括蔬菜大棚、企業化生產和統一包裝上市的支前煎餅、農家樂、山村旅游業等。理想主義情懷充滿著整部劇。其中,有種植專家、博士頭銜的周冰對“青育三號”良種的痴迷執著,對富硒土地的百般探尋,對未來農業的美好憧憬﹔有玉龍、齊槐對家鄉的熱愛,以及他們對馬向陽的追隨、對大棚的深情,還有他們排除各種偏見、超越父兄輩恩怨,對純真愛情的堅貞守護。以馬向陽為代表的來自古老村庄之外的這支新生力量,就是一支理想主義的先行者、先導者。雖然幾經挫折、屢失體面,有時近乎面臨絕境,可他們始終堅守,毫不退縮,不願放棄理想。

二是主人公馬向陽及其他相關重要角色個人成長的不凡歷程及其從中實現的人生蛻變。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必然自覺不自覺地改造著主觀世界。正因如此,主人公的人生際遇與心路歷程的曲折不凡、充滿矛盾、一波三折、峰回路轉,既是劇情發展的必然邏輯,也是精彩好劇的一大看點。在與大槐樹村的各色人等、各樣事情,以及土地、槐樹,特別是那些可親可愛但又不無可氣可恨的諸多老幼村民的一一觸碰中,馬向陽產生了情感的裂變與思想的升華。他從內心深處漸漸融入了這個古老鄉村,不再與之有情感的巨大反差、裂縫與隔閡。最終,他從一名不太“靠譜”的市級機關小科長變成了眾村民信賴擁戴、敢想敢干、奮發有為的稱職的“第一書記”。與主人公馬向陽的人生際遇轉變和心路歷程轉化相呼應,劇中村主任媳婦李雲芳從“極品村婦”華麗變身為“干練經理”,游手好閑、窮盡歪點子使壞的花小寶變成富有愛心、充滿正義、敢於擔當的好男兒,精於算計、圓滑世故而有幾分窩囊的村會計梁守業轉變成注重自尊、忠於職守、堅持原則的村干部,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理想化為現實的生動寫照。本劇所描寫的,實際是一幅大槐樹村渴望富裕文明和諧“中國夢”的生動縮影,也是馬向陽等人施展抱負、實現理想的“個人夢”的奮斗歷程,兩者在此有了完美的內在交匯。

第二,喜劇性表達上的新境界。該劇在藝術表現上採用的是農村題材劇慣常採用的輕喜劇手法,但絕少平庸、俗套與造作,做到了庄重嚴肅與詼諧幽默的巧妙結合。

喜劇性的審美取向是農村題材文藝創作的一貫追求,通過亦庄亦諧、詼諧幽默的方式來表達主題和內涵。農村題材劇主要表現農民的鄉間生活,加之面對的觀眾群主要是城鄉各業的農民,由此決定了農村題材劇必須運用通俗易懂、喜聞樂見的形式,而輕喜劇往往成為首選的表現形式。人們的確需要輕鬆幽默的作品,但是不能將農村人當作城裡人愉悅享受的消費品,以此來滿足少數人把玩、揶揄和窺視的欲望,這種畸形的審美心理和審美取向必須摒棄。近年來的農村題材劇在喜劇性方面委實存在一些明顯的缺失。有評論認為,風靡熒屏的農村題材劇實際上應當稱之為“偽喜劇”,它們大多與當下鄉村的現實及其深層內裡相距甚遠。其主要問題表現在:一些劇通俗化有余而審美內涵不足,一味追求淺、俗、白,人物形象平面化、概念化。為了追求通俗性和喜劇效果,一些劇以笑料貫穿全劇,主要是搞笑,農民的真實情感、精神世界、壓力痛苦、內心愉悅和人生追求等,並沒有很好地表現出來,從中人們亦無法讀懂農民、看清農村。在笑聲中,“三農”特別是農民問題背后深藏著的時代變革大背景、當代主流價值理念、復雜的社會心態、現代化的奮斗追求、美好的人生樂趣等被沖淡了、掩蓋了、忽略了。為了強化喜劇效果,一些農村題材劇過多地加入了民間戲曲、絕活等情節元素,而這些戲曲和絕活往往與劇情沒有融為一體,實際是“兩張皮”。一些農村題材劇完全是小品模式,出演的都是小品演員或是一批名家大腕,更像是“加長版的小品”。同為輕喜劇,《馬向陽下鄉記》則不然。

一是劇情以真實和生活為基礎,笑料主要集中在人物和情節的矛盾沖突中,常常是在人物、情節和對白中自然地生發、不經意間流露,因而從基礎的層面上杜絕了生硬的搞笑和簡單化的造作。這種人物和情節的矛盾沖突,尤其集中表現在集高大帥於一體,來自城市、不諳鄉野的“第一書記”馬向陽與大槐樹村的各色人等的日常交往中。最有笑點的當屬馬向陽與曾經在城裡做包工頭如今落魄卻又不乏計謀、不甘落寞的劉氏族長、村中“奸雄”劉世榮的多輪交鋒。由於生活背景、人生境遇、年齡、地位、利益、風格等多方面的反差,他倆的交鋒中笑點頻現、笑料百出。還有八面玲瓏曲意逢迎追求小私小利卻渴望秩序感的多情“智囊”會計梁守業、高調強勢能干機智重情重義卻經常撒潑耍賴的留守“女漢子”李雲芳、自詡偉大美貌矯情多事卻不乏善良的村中“西施”劉玉嬌等等,他們儼然是“復雜的結晶體”,淳朴與狡黠、願景與現實、欲望與尊嚴糾結在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厚實的歷史背景和時空渲染,並帶有當下農村發展的病痛,有落寞、有強撐、有脆弱的浪漫,人物日常生活態度和價值觀的沖突不住地推動著戲劇的進程。

二是演員雖然不乏名角、大腕,但絕大部分是以演正劇為主的實力派影視演員,他們多是以人生體驗、藝術功力和獨特演技見長,而不是以笑星的面孔、搞笑的神態等來博取觀眾好感。吳秀波、王雅捷等是當紅名角,老一代的有飾演老祖奶的朱懷旭,中青年的有飾演二叔的李洪濤、飾演洪雲媽的宋維芝、飾演二喬爹的馬衛軍,稍年輕一點的有飾演李雲芳的梁愛琪。特別是劇中幾位新生代演員表現不凡,如飾演二喬媳婦的曾培、演丁秋香的劉瀅、演齊槐的張小斐、演花小寶的姜寒。劇中天生一副喜劇臉,或有相關笑星經歷的並不多:飾演梁會計的來喜,長著一雙瞇縫眼、開口一嘴老鄉腔,擁有自己的招牌式笑容﹔飾演梁會計老婆劉玉嬌的盛?,本是東北二人轉的演員﹔飾演齊旺財的高玉慶,曾說過相聲。

三是與人物、情節等密切關聯的經典性笑點,串起了這部輕喜劇的陣陣笑意。比較鮮明、逗趣的有:梁會計明顯帶著地方腔的口頭禪“大智慧”﹔花小寶不分情形的百搭損人“瞎包”調﹔二叔一遇大事即上房頂,愛掏出身邊常備卻又不想讓外人知的望遠鏡﹔劉玉嬌自比天仙美貌,一口東北小品腔,逢事就撒潑哭鬧,任性而愛搞怪﹔洪雲媽少見多怪式的寡聞無知,領著一群羊見事傳話,好心無趣﹔花小寶不知天高地厚,哪兒哪兒都有他,憨態、使壞、愛搞怪,熱心、痴心又鬧心,等等。

第三,地域性表達上的新境界。故事雖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在這一齊魯大地的典型鄉村中蘊含著眾多全局內涵,整體劇情具有全局性觀賞與啟示價值。

地域性和全局性並非截然分開的,更不是相互抵沖的。在這方面,《馬向陽下鄉記》也提供了新的啟示。長期以來,農村題材劇特別是農村輕喜劇慢慢積累形成了明顯的地域性程式:大凡反映多災多難、愚昧落后、與命運抗爭的,多吹“西北風”﹔大凡反映大地風貌、百姓直率豪爽、農民樂觀進取的,多吹“東北風”。近幾年來,農村題材劇似乎被東北地方特色包了場。有專家評述,新世紀以來的農村題材劇創作對東北、西北和華北地區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其中“東北風”最為強勁和猛烈,出現了“趙本山現象”和“吉林農村題材電視劇現象”。的確,東北作為中國典型的農村地區,特色鮮明,大地間一排排低矮的民房,挂在農家門前的黃燦燦的棒子、火紅的辣椒,詼諧幽默的東北農村方言,歡快的大秧歌和二人轉等,都讓人真切感受到白山黑水間特有的鄉村生活氣息。但一旦形成程式化的表達,就容易禁錮思維,不僅給創作者帶來創作僵化和“路徑依賴”,欣賞者也容易形成某種“程式暗示”。為此,有識之士呼吁,農村題材劇不能隻刮“東北風”、“西北風”,還應有“東南風”、“西南風”。這樣,我們才能迎來農村題材劇的春天。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向陽下鄉記》開辟了新的領域。

其一,它是基於山東農村的實際創作的。山東是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工業化、城鎮化水平都較高。這一地區農村題材劇的成功和典型價值,在總體上是對整體農村題材劇創作的有益充實和完善。

其二,它重點描寫的是離城市不太遠的鄉村,具有典型意義。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十分明顯,如何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是中國式時代難題。小山村的性狀更具典型意義。

其三,這一農村典型涵蓋了小山村、自然村、“空心村”,貫穿了鄉村宗族發展史、革命戰爭年代史、改革開放史等多重歷史階段,勾連了城市與農村面貌的兩端、市鄉村的三級組織、國內外兩個時空場景,串起了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設畫卷,涉及社會中的精英階層如“高大帥”馬向陽、“白富美”周冰、“村霸”劉世榮、“暴發戶”劉玉彬等強勢人物,土地流轉中被騙上當的村民、賣煎餅的老祖奶、寡婦丁秋香、孤兒毛蛋等一大批弱勢群體,他們都是中國典型農村的典型人物形象。(蔣宏賓:江蘇省廣播電視總台(集團)紀委書記、黨委委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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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謝琳(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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