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有别于同行比较明显的特色吧。尤其是诚恳和关怀最为明显。
至于新旧媒体的融合,我们也在探讨实践中,我们自己也做了官网博客,其实相当于电子版,也有微博和手机客户端杂志,还在准备IPAD版。所有这些,目前更多只是通过不同介质,以使中国周刊随时随地呈现在不同群体的受众面前,同时弥补纸质杂志出版周期的不足。目前新技术下的商业模式的形成还需时日,这个挑战也不仅仅是我们。但这并不会给我们做好中国周刊带来很大压力。我的理解是,即便新技术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很大冲击,但是,传统媒体尤其像我们这样的杂志,真正做好内容品质,做出品牌来,那么,在产业分工链上,我们依然会有自己的春天,我们的春天来自我们内容制作的专业化和品牌优势,没有人能够吃掉产业链上所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已经从跟一些技术主导的媒体公司的合作中看到了前景。
对于我们传统媒体人来说,最擅长的,还是做内容。做好内容,才有要价能力。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如果放弃自己最擅长的内容制作,而投身技术性公司,也许薪酬会有很大改观,但你依托的优势,其实还是在传统媒体所受到的职业训练,而且表达过程的乐趣和精神享受却完全不同了。当然,表达方式是要变化的,要熟悉消费者口味的改变,因时而变,才有未来。依据社交媒体时代消费者改变的口味,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一定能有未来。比如强调阅读价值,强调用户体验,强调调整对深度报道的理解,都是我们中国周刊应对技术改变用户习惯所作出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实践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回报:杂志的读者规模的持续扩大;杂志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技术性媒体公司主动示好合作;广告销售的提升;付费下载阅读的提升等等,都显示了这一点。
记者:《中国周刊》和学界有什么互动和合作呢?这些合作和互动对刊物的提升和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朱学东:中国周刊也会参加学界组织的一些研讨,也会与学界交流分享我们实战获得的经验教训。合作互动对于杂志而言,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杂志品牌的传播,让更多的人尤其年轻的学生了解杂志。当然,学界也会为杂志发展提供一定的智慧支持和人力支持。我本人今年开始也在高校兼职,与高校的研究教学互动。
记者:杂志被誉为是社会的思想者,请问贵刊给自己的受众一种什么思想和启示呢?
朱学东:我们从来不敢说自己是社会的思想者,我们提出的是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记录行进中的中国,把我们观察记录到的中国以及我们的关怀呈现给读者,让大家去为中国寻路,寻路中国。
一本好的杂志,它所记录传递的故事和价值判断,如果能够让读者一惊,一紧,一荡,一暖,能够产生共鸣,够了。
杂志只是一种有立场的商业传播机构。虽然杂志也可能会给自己的读者带来一些思想和启示,如果刊登的故事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迪和教化,这是作为一个杂志人最大的荣幸。
记者:2011年度产业分析报告显示,传统的书报刊产业仍在增长,有很大的阅读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朱学东:社交媒体对信息的采集和传播起到了不可逆的瓦解作用,所以对传统的以信息传播为主的报纸的影响会比较大。好的报纸,能够面对变化调整报道方式的报纸,应该还是有生存的空间。至于图书和杂志,严肃的高品质的深度阅读图书和杂志市场,毫无疑问,还会继续增长,我们所掌握的实例都显示了这一点。
一个深度阅读的市场,已经在碎片化时代露出了端倪。核心是你所提供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高品质的。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忘记,不管是网络还是客户端还是社交媒体上订阅阅读杂志的人,都是杂志的读者,阅读市场的扩大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我们尚未很好地建构起电子阅读市场和传统阅读市场之间的商业整合模式,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未来的增量,可能就在那里。
记者:在目前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您对办好学术期刊有什么想法或建议?
朱学东: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成果,自然办不出好的学术期刊。首先是学术界要沉下心来做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对受众媒体接触习惯、消费习惯的实证定量分析,对媒体呈现方式的实证分析等等,在我们传媒研究领域是非常欠缺的。我们多的是定性分析,甚至定性分析恐怕都不算,只能算媒体时评。没有严谨沉入的分析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作品,没有真正的学术作品,真正的学术期刊就是无米之炊。思想自由,才有创造,才会有好作品;保护知识产权,才有创造,才会有好作品。才会有真正的文化繁荣发展。东拼西凑,东抄西摘,不如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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