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与思想特色【2】

（二）胡适对出版界的批评

1921年10月10日，胡适在《时报》中发表“十七年的回顾”，当中有段描述：“那时，出版界萧条极了，除了林琴南的小说之外，市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书。《新民丛报》已近死期，《民报》还没有出来，别的杂志也没有可看的”[4]。

这是胡适描述他少年时代国内出版界的状况，那么在他7年后留学回来，情况有没有好些呢？正如胡适预感的那样，中国还在原地等着他，事实果然如此，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1号的“归国杂感”一文，再次强烈地表达了对中国出版界著作稀少的不满。

“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我把……商务印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5]。

胡适意识到出版机构存在严重的问题，他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进行考察，却发现就连教科书，质量也十分粗俗。

胡适向商务编译所提出许多改良建议，他认为，商务印刷馆没有一个通盘筹算的人，经营方式、人员管理制度、出版项目管理、编辑制度，都必须改革。

因此，当张竞生批评：“现在国内大书店如商务、中华之类的编辑部，因其制度不善及编辑不得人与思想的腐朽，以致虽有资本而出不了美善的书籍。我们今后的编辑部重在以专门的人才得以专心编辑各种有系统的学问，尤注重在介绍世界新颖的思想”[6]，胡适对此深表赞同：“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6]。

（三）批评报界的堕落与不思进取

胡适对报人好玩乐，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接受政府贿赂的行为，也提出了批评。

1908年9月6日，胡适在《竞业旬报》第26期的“绍介新书”专栏中，这样批评：“现在的报纸真是腐败极了。有的是苟且卑污，甘作大官的走狗！有的是糊涂敷衍，只顾赚外行的金钱，唉！腐败极了”[7]。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上，胡适在“欢迎我们的兄弟 《星期评论》”一文中，又批评报刊主笔天天打牌吃花酒，不做研究和调查工作，十分堕落。

胡适曾经担任《中国评论报》（刘大钧主编）名誉编辑，但是后来胡适要求从名誉编辑名单中取消；原因在于，“《评论报》出版以来，颇多使我大失望之处，我觉得这个报已不是一个‘评论报’，已成了一个官办的‘辩护报’了，官办的辩护报不是不可以办，但用不着我们来捧场”[8]。

胡适还批评《时报》丧失了初建时期的开拓进取精神 ：“时报当日应时势的需要，为日报界开可许多法门，当当日所谓新的，现在已成旧习惯了，当日所谓时的，现在早已过时了……当日的先锋在今日竟同着大队按步徐行了。”[9]

对《时报》主笔陈景韩的论调——“日报不当做先锋，因为日报是要给大多数人看的”，胡适感到十分失望，他反驳：“日报既是这样有力的一种社会工具，若不肯做先锋，若自甘随着大队同行，岂不是放弃了一种大责任？岂不是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岂不是孤负了一种大委托吗？”[9]。因此，在日记中，胡适说到：“冷血先生此时的血很不容易再热了！”[10]后来陈景韩欲找胡适合作办报，胡适当即委婉拒绝了。

（四）对报刊传播价值与功能的认识

胡适对报刊的价值与传播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竞业旬报》、《每周评论》的“介绍新刊”专栏中，都颇费心思地向读者推荐进步出版物。

在《每周评论》停刊后，胡适急于创办新的刊物，当时他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办报，但胡适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了《努力周报》。

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高度地肯定了《时报》在其少年求学阶段过程中的进步先锋作用。他肯定《时报》时评以及文学附张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是革新的事业。

胡适也肯定了《白话晚报》的作用，他在“祝《白话晚报》”[11]一文中，认为该报是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一份“有主张，有学理与见解”理想报纸的渴望。

在《大公报》势头向上的时候，胡适撰写了“后生可畏”一文，肯定了《大公报》的成绩：坚持报道确实的消息、坚持负责任的言论；同时，胡适向《大公报》报人提出了三点中肯的意见：一、不用古文记载新闻与发表评论；二、不倚靠揭人隐私的黑幕小说推广销路，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三、作读者的舆论向导机关[12]。胡适的言论，体现了他对报纸传播价值与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