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谨慎、务实的批评者——

胡适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与思想特色【3】

胡丹，楼宁

2012年12月04日14:01 来源：今传媒手机看新闻

二、胡适媒介批评思想的特色

受杜威“实验主义”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批评话语非常严谨，总是务求以事实佐证、逻辑推理来考证，批评语气也十分温和、充满睿智。

（一）谨慎、务实、负责的求证思维

胡适对待文学研究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不可避免地使用在对媒介的认知和批评上。

在“呜呼苏梅”报道事件中，胡适坚持要侮辱苏梅的对方拿出合理的证据；对待拿他与宣统做文章的报纸，胡适坚持以真相说服众人；对不真实的报道，胡适习惯采取事实证明、逻辑推理的论证方式，以求得批评的合理性；他反对“议论和事实混合的政治新闻”；可以说，在胡适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中，处处可以看到其逻辑严谨、务实的求证思维。

这种谨慎、务实的求证思维，让胡适不肯轻易去公开批评没有证据的事件，譬如，对北京《晨报》受交通系（曹汝霖、陆宗典）津贴的事情，胡适只在日记中议论此事“大概不诬”，而没有公开对其批评。对《江南晚报》报道吴稚晖收受贿赂事件，胡适虽收集了各方报道，但并也未对此公开发表一词；1924年1月，胡适准备用《京报》1月16日刊登的“记者与高凌霄的对话”作评论材料，还特意打电话向邵飘萍询问材料的可靠性，这当然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二）追求自由主义的执着与坚定

胡适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十分执着与坚定，在预备《努力周报》创刊的过程中，当警察厅屡次批驳《努力周报》、不予其创刊时，胡适一再设法周旋，另拟呈文，“再请立案，措词颇严厉”[13]，最终得以说通警察厅。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等好友都不赞成胡适办报，相继劝胡适打消办报打算，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3]。

这种追求言论自由的执着与坚定，使得胡适极为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

《国民公报》被查封，主笔被捕，胡适就此事写了首诗——“一颗遭劫的星”，将压制新闻自由的政治势力比喻成组织光明的“黑云”。在《努力周报》发刊词中，他将组织言论自由的阻力比喻为“黑暗里的一个鬼”[14]。

从1927年开始，国民党统治当局在“训政”的名义下，实行新闻检查制度，7月2日，为抗议党政军联合检查处随意删除新闻，苏州市11家报纸停刊以示抗议。胡适认为“这是很重大的事”[14]，对于《申报》采取少许版面和少许篇幅进行报道该事的作法，非常不满，他在日记中批评：“我为上海的报纸惭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诸人定不觉得！”

胡适同时写下了《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批评箝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胡适认为：“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15]。

胡适追求言论自由的执着，正是其毕生追求自由主义的真实写照，但是，胡适的批评与斗争方式总是过于平和，正如陈叔通所说，“胡适太和平了”[13]，胡适的温和，表现在他反抗言论压制的行动上，总是希翼得到政府的谅解与容忍，他主张“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15]。

事实的确如此，胡适反对禁锢言论自由的新闻政策，但却又表示“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的高论，是善意的”[16]，这种思想，也贯穿于胡适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当中。

参考文献：

[1] 胡适.胡适与宣统[M].胡适日记全编(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 胡适.给京报编辑主任的一封信[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 胡适.造谣[M].胡适日记全编(4)[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4] 胡适.作十七年的回顾[M].胡适日记全编(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 胡适.归国杂感[M].胡适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胡适.张竞生的一封公开信[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7] 胡适.张竞生的一封公开信[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8] 胡适.绍介新书?国民白话日报、须弥日报[M].胡适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胡适.评论报的名誉编辑事件[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0] 胡适.到编译所考察[M].胡适日记全编(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