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公开性改革中的报刊失控及影响

公开性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困局之下进行的一场主动性改革。报刊是公开性改革的重要阵地，并在改革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公开性改革的深入发展，报刊改革逐渐失控，并对改革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一、公开性改革与报刊变化

戈尔巴乔夫上任时，苏联政治、经济等的发展均陷入困境，这使他决心进行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遭遇挫败后，戈氏的改革迫切需要下层民众的支持，他打出“公开性”的牌子，指出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某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不仅普通人，就连一些负责人也是如此。[1]”戈氏希望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管控来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以此推动改革的开展，这对长期受压抑的民众具有很大吸引力。

“公开性”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公开化和政治决策过程公开化；第二，执行政策过程公开化，党和政府要真实、及时地公布情况，揭露和批评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第三，最大限度地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鼓励人民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2]”这些内容的实现，有赖于新闻媒体的作用，这使得新闻媒体成为推行公开性的重要力量。

在公开性改革的推动下，报刊积极做出调整，从内容到管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报刊的内容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批有影响力的报刊率先打破禁区，1986年2月13日，《真理报》发表《净化，开诚布公的谈话》一文，这是报刊首次宣传公开性，引起巨大反响。随后《星火》、《莫斯科新闻》等报刊也开始报道社会负面问题，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卖淫等负面报道纷纷见诸报端。一些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等不断转载过去被禁的作品，发行量不断攀升。随着报道的深入，历史问题也成为报刊关注的对象，报刊大量披露过去被封禁的历史，如斯大林清除红军将领、布哈林绝笔书内容等。

其次，报刊的编辑队伍得到调整，顽固保守的主编被撤职，代之以一批支持改革的新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阿法纳西耶夫被撤，该报经济部主任、支持改革的维?帕尔费诺夫成为新任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主编由另一位亲戈尔巴乔夫的伊万?弗洛罗夫接替；《莫斯科新闻报》主编改由伊戈尔?雅科夫列夫担任；维塔利?科罗季奇成为《火星报》主编；此外，其他中央报刊如《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计划经济》等也进行了撤换主编等调整，从反对戈氏的改革转为支持其改革[3]。

再次，报刊自主权不断扩大。1988年，苏联取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报刊的内容基本由主编自主决定。1988年10月，苏联取消对西方报刊的审查，允许一些西方出版物在报亭公开出售，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英国的《卫报》等。

二、报刊失控及其影响

新闻公开性改革在改革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改革的推行。然而，随着公开性改革力度的不断扩大，相应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反对派趁机加强对报刊的控制，报刊发展开始混乱。

1990年6月，苏联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苏联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以下简称《新闻法》）问世，它明确规定：“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利属于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创作协会，属于依法创建合作社、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属于劳动集体以及年满18 岁的苏联公民。[4]”自此，苏共彻底丧失对报刊的控制权，新闻公开性程度不断扩大，报刊最终走向失控。报刊失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挽回的。

首先，苏共丧失报刊管理权。苏共曾长期对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并在报刊内部实行金字塔式的报刊自我监督体系，这使报刊发布的声音近乎一致。随着公开性改革的进行，报刊开始摆脱上级的领导，《新闻法》的颁布更是让苏共彻底丧失对报刊的控制权。

其次，新闻自由发展过度。在公开性的推动下，新闻自由程度不断扩大，逐渐发展到泛滥的程度。报刊从批判社会现实到揭露斯大林、赫鲁晓夫等领导人的罪恶，继而开始否定苏联历史与现实。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有效的举措调整这一局面，反而继续推动新闻公开化程度。《新闻法》颁布后，报刊言论更加混乱。

再次，反对党派成为办报的主导，苏共报刊江河日下。《新闻法》颁布后，许多反对派报刊通过登记注册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利用报刊攻击苏联社会制度和苏共政权合法性，煽动工人罢工等，而苏共报刊却一步步衰败。“8?19”事件后，一些苏共报刊或遭到停刊，或标榜独立，连《消息报》都宣布脱离政府机关报的性质，取消了报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报刊失控给苏共改革和苏共政权造成恶劣影响，苏共深陷舆论危机，丧失了对舆论的调控能力。由于戈氏的报刊政策过于注重“松”而忽视“紧”，报刊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控制。报刊不断发文质疑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反对党派趁机煽动舆论，意图利用民众激烈的反共情绪来扳倒苏共政权，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苏共虽然意识到新闻业的失控倾向，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未能阻止局面的失控。

舆论危机最终上升为苏共政权危机。报刊对斯大林等领导人的罪行揭露和夸大使苏联历史沦为一部罪恶史，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加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民众对苏共政权更加反感，苏共的领导地位不断动摇。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88年退党人数为1.8万，1989年为14万，1990年上半年退党人数就达37万。[5]”

一些民族分裂势力趁此要求独立，如《俄罗斯文化报》等报刊不断发布言论，要求俄罗斯民族独立出来。民族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91年9月20日，《真理报》报道称苏联有150万“内部难民”和“流亡国外的人”，其中俄罗斯有15万。这些难民是政治动乱、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三、苏联报刊失控的教训与启示

苏联报刊失控在苏共解体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闻公开性改革中，一些不合理的措施，过度的新闻自由，急于求成的心态等都是造成报刊失控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改革时期的社会本身就充满变数，这更扩大了报刊失控导致的消极影响。苏联改革中的报刊失控给新闻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新闻改革要适合本国国情。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新闻公开性改革类似于早期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他不断减少直至取消政府对报刊的干涉，认为理性会战胜谬论，却对滥用新闻自由的惩处力度不够。《新闻法》的颁布使苏共彻底丧失报刊控制权，新闻自由更加泛滥。

改革时期的苏联社会处于各种矛盾和问题之中，改革的措施、政策等需要借助报刊等媒介传播，改革中存在的矛盾也需要报刊的疏导。这时候进行新闻改革更应注重其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在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将主要焦点对准发展、进步的一面，既反映困难和问题，又要报道国家在解决困难中的努力，使各种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元素保持大致平衡。这其实契合了发展新闻学的基本观点[6]，改革时期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新闻政策，帮助改革的顺利开展。

第二，新闻自由要兼顾社会责任。新闻自由是新闻界永恒的追求，但是这种自由同样不是绝对的自由，它应该兼顾报刊的社会责任。苏联民众对新闻自由的渴望似乎更加强烈，这与苏联几十年严格的言论管制不无联系。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闻公开性正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东西，这让他们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于是各种历史黑幕、社会阴暗面蜂拥而至，直至发展到诋毁苏共政权，攻击苏联社会制度。戈氏的新闻改革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法》的颁布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的恶化。

公开性改革带来了新闻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只有掌握在那些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人手中才能发挥好的作用。事实上，无节制的新闻自由很容易使报刊沦为部分人反政府、制造社会矛盾的工具，并最终走向与预期目标相反的罪恶道路。另一方面，苏共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他们着力如何保障新闻公开，却忽视了对新闻自由的管控。

第三，改革离不开报刊的有序发展。报刊的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改革时期的报刊更是如此，改革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报刊的有序发展。公开性改革之初的报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强化了舆论监督，冲击着僵化的体制，促进了苏共政治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走形，报刊随之失控，改革局面更加恶化。

报刊是政治发展的风向标，报刊的有序发展实际上也是政治健康发展的表现之一。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交集，没有一个有序发展的报刊业，政府将失去一个有力的舆论工具，一旦报刊被反对党派等利用，造成的危害更大。报刊必须履行其社会职责，即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改革使报刊从内容到管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报刊在改革之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一些不合理的措施，加上上层政治斗争波及到报刊领域，报刊逐渐出现失控状态，使苏共陷入政权危机。报刊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又影响巨大的事业，新闻改革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要兼顾社会责任，一个有序发展的报业才能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2] 张举玺.论“公开性”对苏共新闻事业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2(21).

[3] 严功军.变迁与反思:当代俄罗斯传媒转型透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 新华社新研所编.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5] 俞邃.苏联解体前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6] 李良荣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