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张国良：遵循规律 繁荣学术

编者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学，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在世界范围内，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大潮汹涌，传播的作用日益凸显。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原理》作为大学教材，广受欢迎，该书主编是一位睿智的传媒思想人物，他注重传播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社会问题，创立中国传播学会，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在信息交流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下，他指出多媒介融合趋势增强，单媒体逐渐向多媒体转型，符号的组合化、整合化、综合化被大众所青睐，可视化信息受到热捧。他寄予新闻学子厚望，希望他们能守望社会、卫护良知，拥有视野和胸怀，做荣耀的媒体人。这位知名学者及教育者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

张国良，男，1954年1月生，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1976、1991年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上海市政府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国传播学刊》（SSCI）顾问，香港《传播与社会》编委，美国《传播学研究》（SSCI）、台湾《新闻学研究》评审委员等职。获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传媒思想人物”、“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台湾“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教育杰出贡献奖”等20多种荣誉。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以及与美英澳日韩新等国合作项目等70多个课题。在海内外出版30多部著作、发表100余篇论文，包括国际核心期刊《传播学研究》（SSCI影响因子列前10%）论文。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张院长您好，很荣幸采访到您。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百年名校，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的盛誉。但媒体与设计学院成立时间并不长，可谓是百年老树发新枝，您作为该院院长，请您介绍一下贵院的学科特色和办学理念。

张院长：你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确实，相对于办学历史长达118年的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于2002年的我院，显得格外年轻，迄今刚跨入建院的第12个年头，但正如我院师生常说的：“因为年轻，而充满活力”。值得自豪的是，在建院10周年之时，我院同时实现了两个奋斗目标：一，国内领先：在教育部发布的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中，我院新闻传播学科进入全国十强，名列第10位（而且，作为十强中唯一尚未获得博士点而仅有硕士点的学科，更显实力不凡）；二，国际知名：在国际主要大学评估机构之一的QS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结果中，我院“媒体与传播”学科进入世界百强，名列第88位（进入百强行列的中国大陆院校仅有六家）。短短几年，我院何以快速崛起、茁壮成长？一言以蔽之，依靠“文化”的力量。

2006年的春天，我受邀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担任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当时，学院的总体状况是：基础差、底子薄、队伍弱，在全国同行中，属于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一个印象至深的事例是，那时的学生，对外竟然普遍羞于称自己就读交大传播学专业。

怎样扭转局面？我提出四条施政纲领：“目标立院、制度治院、人才强院、人气兴院”。作为具体化的办学思路，又提出四句院训：“公正民主、求真务实、团结奉献、开拓创新”。概而言之，就是着手建构一种“以人为本、争创一流”的先进文化。何为“文化”？在我看来，首先，它是一种理念，集中表达为“追求个人（全院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达成事业（一流学科、一流学院）的卓越境界”；其次，它是一种制度，再好的观念、思想，如果不体现在制度层面，就无异于“镜中花、水中月”；再次，它是一种实践，同理，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落实到行动上，最终也将一事无成；最后，它是一种氛围，即回到理念，内化为每位同事、同学的共识，如此，才具有了良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策略层面的思考和举措，也不可少，如：“取向国际化（瞄准世界前沿）、研究规范化（确立学术规范）、学科交叉化（推动学科融合）、产学研一体化（促进理论与实际结合）”等。其实，无论战略战术，最要紧的是：遵循办学规律，聚集师生人心。

以上，就是我对一种先进的学院文化的理解和试行。近八年来，我和全院师生员工的共同实践证明，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推动力、生产力。正是在上述“文化”的作用下，我院以超常规、跨越式的快速而健康的成长，创造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记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2002年建院以来，贵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传媒人才，想必贵院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培养模式和理念，您可否详谈一下？

张院长：就数量和规模而言，我院现有逾百教工、逾千学生，与建院之初相比，都翻了一番；就质量和影响而言，更不可同日而语。在此仅举几例：其一，近年来，在上海交大本科招生热度排名中，我院“传播学”、“影视学”、“设计学”专业高居全校文科前三；其二，近年来，我院外国留学生数量剧增，达二百多人，占全院五分之一，跃居全校第一，尤其在传播学、影视学专业的班级里，留学生人数甚至超过了本国生；其三，近年来，报考我院研究生成为热门，尤其是传播学专业，录取率仅为1/30，而且，生源覆盖了所有同行强校；其四，我院在读生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高，在各项竞赛中表现优异，如：获得世界三大广告节之一的“纽约广告节”金奖（中国首次）；获得亚洲著名的“釜山国际广告节”金奖（中国首次）；获得中国大学生“挑战杯”特等奖等奖项，等等。取得以上成绩，主要缘由何在？首先“强将手下无弱兵”，我院打造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同时，我院在教学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鼓励交叉，激励创新，如：倡导“文理兼通、手脑并重”理念、建立本科生导师制、设立大师/名家学术前沿讲座、提供赴海外/境外学习机会、创办“大学生全媒体中心”等等，也发挥了积极功效。

记者：您主持过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及教育部重大项目多项，您可否介绍几项有代表性的项目？这些项目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什么促进作用？

张院长：自1976年毕业留校工作以来，从助教到教授，从复旦到交大，转眼，我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已38年了，时间真快。回顾起来，这段人生经历，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大致同步，也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大致同步，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吧。我作为一个教师和学者个体，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大潮之中，力尽所能地发挥了一些作用，尤其是在推动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规范化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

据不完全统计，我迄今主持的各种政府、企业、国际合作课题为70多项，总经费为900多万元，作为这些投入的产出，则包括国际国内期刊论文100多篇，著作30多部/套，奖励、荣誉20多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课题《中国受众与传播效果》、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发展传播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大众传播学》等。其主要成果为：一，以“议题设置功能”、“知沟”、“涵化”理论为参照，开展实证研究，首开国内先河，指导完成博士论文3篇，发表国际国内期刊论文30多篇，其中，包括国际核心期刊《传播学研究》（其影响因子列传播学专业期刊前10%）论文1篇（此为中国大陆学者首次在该刊发表论文）；二，以全国东中西部的九省市约三千名受众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世纪之交的传播媒介与中国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总体形貌，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结论，出版一套系列著作（九卷本），发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20多篇；三，以传播过程的5个环节（传者、媒介、内容、受者、效果）为研究对象，聚合国内一批中青年知名学者之力，梳理了迄今为止的主要文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出版一套系列著作（五卷本）。同时，由我主编、配套出版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一书，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另外，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一，创办“中国传播学论坛”（2001年）；二，创立“中国传播学会”，由我发起，联合全国21个主要新闻传播院系，共同成立，本人当选为首任会长（2002年）；三，创办“全球传播论坛”（2007年）；四，与“国际传播学会”合作，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走出去”，首次到国际传播学界顶级平台，主办美国凤凰城ICA（即“国际传播学会”）2012年度大会专题论坛（2012年）；五，在成功主办ICA2012年度大会专题论坛的基础上，与“国际传播学会”进一步合作，联合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20个主要新闻传播院系，首次把国际传播学界顶级平台“请进来”，在中国上海共同举办了来自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师生参与、盛况空前的ICA2013年度区域性大会（2013年）。

以上几件工作，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来说，都具有开拓性意义，显著提升了学科建设水准和国际化程度。当然，所有这些业绩，都不是单枪匹马完成的，而有赖于广大同行和各界友人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对于学界的合作态势，我深感欣喜，对于学科的未来愿景，我满怀信心。

记者：您2010年获得享有“华人普利策奖”之誉的“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这个奖项对您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这也是对您多年来致力于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莫大嘉奖，可否和读者分享一下您从事新闻教学工作的感受？

张院长：如上所述，在38年的从业生涯里，我有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及学科建设的收获，同时，我也有若干教书育人的心得。毋宁说，我自己最感欣慰的是，不仅为几千学子授课，而且，作为导师，指导了一百二十多位硕士、博士、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其中，十多位来自台湾，四位来自韩国、日本）。至于“星云奖”，在我以往获得的二十多个奖励中，确实有点特别，也比较被我看重。原因有三：一是来自境外，即不局限于大陆，而受到各国华人传播业界和学界的关注，这也是它被称为华人“普利策”奖的缘故；二是来自台湾，如上所述，我培养了十多位台湾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可能是大陆新闻传播学界指导台生最多的导师之一；三是来自佛教界，不太寻常，而且，星云大师是我敬仰的一位宗教领袖。

记者：您在中外传播领域研究颇深，您认为中外传播学在传播方式和发展理念上有什么不同？依您看，近几年我国的传播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什么突破和创新呢？

张院长：这里，有三个关键词：趋同、多元、突破。传播学的学科架构、学理体系，原本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因而，对中国学者来说，必定要经过“学习→应用→创造”，或者说“模仿、模仿创新、创新”的历程。由此看来，无论中外，就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而言，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无可避免的态势是“趋同”，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加速了这一过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单一，恰恰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各地区，无不具有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因而，就其内容看，传播学研究在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展开，可谓丰富多彩，即呈现“多元”的特点。各国、各地区的学者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将普遍理论与本土实际结合，在改革传播状况、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对于完善世界新闻传播学研究“大厦”，或多或少都有贡献，中国学者也不例外。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机遇，即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人类的传播行为乃至整个传播生态，这一全新局面，撼动了以往所有的传播学经典理论，从这个角度看，各国新闻传播学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我相信并期待，以中国学人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终能有所“突破”。

记者：在我国学术发展繁荣的今天，您认为中国学术刊物应如何发挥学术传播及评价作用？《今传媒》作为传媒行业中专业的学术刊物，您对我刊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张院长：近几年来，我就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状况进行过一些考察，发表过若干论文，如《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刊载于《华人传播学的想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其中的主要发现是：3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数量急速增长而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方法的规范性不够、成果的创新性不足（在作为样本的120多篇高被引率论文中，也仅有四分之一具创新性，遑论其他论文）。与此相关，专业期刊质量的参差不齐，也是一个亟待改进的问题。

借此一隅，最想与中国同行分享的是一句老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是说，无论作为学者，还是编辑，都需要坚守良知。我认识《今传媒》有好些年了，为它的日益进步而感到欣喜。在学术与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深信，唯有坚持不同流合污，不人云亦云，不断加强规范（科学方法），不断提升自我（创新能力），如此，方能繁荣学术，回报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