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意识形态灌输论”在当今新闻实践中的意义

摘要：提到“意识形态”，很多人仍然将其当作负面的概念，对于“意识形态灌输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本文认为，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角度考虑，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仍然极端重要，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意识形态灌输论”自然再次被提到一个重要地位。本文认为，当前宣传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宣传管理部门仅仅满足于完成认为的传播，并没有切实做到有效宣传，因此需要优化宣传技巧，注重宣传效果，切实做到习近平所要求的“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关键词：意识形态灌输论宣传传播有效性

考茨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出来的东西”的著名论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列宁对此十分推崇，并在批判俄国经济派宣传的自发性过程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灌输论”。 从此该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经典理论。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意识形态灌输论”是否已经过时了呢？意识形态灌输理论对当今社会新闻实践有什么借鉴作用？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极端重要

虽然“意识形态灌输论”是党和国家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但正是意识形态灌输论产生时间较早，且产生原因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因此有些学者对意识形态灌输论进行非难，认为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认为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不仅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且思想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和理论学习条件很好，完全可以通过自发的学习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知识，无须从“外面灌输进去”。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在这些持非难观点的学者中，一些人提供的论据与一百年前列宁系统阐述意识形态灌输论时所批判的经济派大体类似，这里无须赘述，另一些学者的非难则掺杂着对历史实践方面的不良记忆阴影重现的担忧，即出于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我国文革极左思潮泛滥的担忧，担心意识形态灌输论会冲击个人思想或私域生活。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5年来，意识形态灌输理论一直是作为党的一条重要原则进行贯彻着，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这些学者所担心的情形，与此相反，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能力甚至有些放松，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防护网的突破尺度正在越来越大，在国家安全层面上，意识形态斗争仍然简直无处不在。

毛泽东同志讲：“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习近平也多次表示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国家持续和平和发展，政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都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根基，这个根基的外层防护网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不可否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球范围内整体逐渐处于守势，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助大众文化力量，处于强势扩张的态势，使得全球文化呈现出一拨又一波的西方化浪潮，使党的不少意识形态阵地被蚕食。这方面在学术界成为重灾区，放眼望去，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甚至政治学专业等都唯西方最新科研成果马首是瞻，连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生不读马列经典都已是常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孤军奋战中逐渐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学术界的这种意识形态沦陷大多是一种自我西方化过程，而在大众文化等其他意识层面上，美国靠着“薯片、芯片、大片”所向披靡，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开始被动地，或一厢情愿地放弃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充当附庸成员的地步，有些国家盲目追随西方自由经济发展，却又不适合国情、脱离现实，甚至最终进入了一种自我撕裂的痛苦之中。 要颠覆一个政权、搞乱一个社会，也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从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其起因仅仅是一个突尼斯小贩遭受城管的粗暴对待后自焚身亡所引发，在此政治危机中西方意识形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仅仅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意识形态灌输论”不仅远没有过时，而且是“极端重要的工作”。

学术界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不容忽视，新闻媒体界也是不容乐观，从日常新闻运作和指挥部署来看，很多新闻宣传还停留在“命题作文”阶段，各级媒体一级一级地向上看，宣传主管部门通过所辖媒体领导层这个中间环节，领导和指挥具体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生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权力结构上层的管理者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相对而言，处于下层的新闻生产者成了某种唯有听命或者服从的被动因素。这种眼睛向上看、没有完全自主创新能力的新闻战线，一旦遇到敌对势力的侵袭，防范效果可想而知。

二、“意识形态灌输论”要求宣传不能满足于传播

回到意识形态灌输论的实践层面，众所周知，中国人对于宣传这个英文单词习惯于翻译为“propaganda”，其实这个单词与意识形态灌输论里面的“灌输”最为接近，虽然这个英文单词带有“政治营销”的负面意义，但这个词确实表达的是一个直接的、对接式的传输，隐含之意为不但要“传播”，而且要确保被宣传者成功地接收到宣传内容，使其在心理上带来思想意识上的改变。从接受这个意义上来审视意识形态灌输论，我们可以发现，之所以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除了西方文化较为强势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灌输的操作者做的只是单向的意识形态传播，而并没有真正关心被灌输者是否真正对灌输的思想意识等进行了成功接收。

“传播”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向人讲解说明；进行教育；传播；宣扬等，“宣传灌输”则与“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务工作”比较吻合，它主要指通过各种方法，不断地向工人和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仅仅从词义解释上就可以看出，宣传灌输不能止于宣传，首先宣传灌输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宣传灌输的形式是直接的传播思想，对象明确，富有感染力；再次，要确保各种层次的被灌输者都能接受所传播的意识形态内容。

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部门在意识形态灌输方面“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但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在于，很多基层宣传部门只是小和尚念经似的有口无心地单向传播，止于完成宣传任务，确保不出现宣传疏漏，很多时候，对于如何创新宣传灌输策略所花费的心思和精力都不多，更说不上从宣传灌输的受众接受效果上来主动考量。举个例子，国庆前夕，作为我国意识形态传播最强有力媒体代表的央视推出一个街头采访，随机采访群众“爱国吗？”我们丝毫不怀疑央视策划这档节目的出发点是为了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弘扬爱国理念，但与前段时间推出如出一辙的“你幸福吗”社会调查相比，操作起来却远不如前一个调查鲜活有趣，因为幸福是一种感觉，而爱国与否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判断。一帮人，扛着摄像机，很突兀地塞过去话筒，现场逼问是否爱国。请问央视，这种情况下，有点脑子的百姓能说不爱国吗？说了不爱国他们肯定也不敢轻易播出。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宣传节目，对于真正的意识形态灌输来说，根本就不是帮忙，从轻点说是瞎扯淡，从严重点说这纯粹就是高级黑，是专业捣乱的。

任何一个社会，总会有它的主流价值观，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最根本的信仰只有一个，那就是平等，所以，它一个多世纪前来到中国后，首先掌握的都是最底层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靠着这些人的坚定支持，中国完成了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感受最深的是市场经济带给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对于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日渐疏远。

打开报纸和电视，满眼得都是对消费主义的渲染，出于广告获益的考虑，他们竞相用最刺激感官的方式，为物欲横流的社会辩解。更有甚者，如学者陶东风2013年9月19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的，在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中，竟然传播着一种比坏心理。他担心“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使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2013年10月10日，《解放军报》痛批当前的一些影视剧为了迎合市场需求，通过使“痞子妓女土匪成主角”来去“英雄化”，这种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倒置最终让真正的英雄走上了穷途末路。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对于很多身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地方主流媒体来说，在自己意识形态维护的分内事上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或心不在焉。往往是今天听到中央提出个“中国梦”、“群众路线”，明天就立即下意识地出专栏，生拉硬扯，完全不考虑群众是不是接受。今天国家出个政策，明天媒体记者就在大街上追着老百姓让人说感想、问反响，逼着群众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更可笑的是，到了现在，每逢重大节日，还有媒体记者忙着去居委会组织老大妈们一边挥舞着小国旗，一遍看电视转播盛况；每次神舟飞天、蛟龙入海之类的大事件，甚至有记者跑到高校，组织大学生们扯上横幅，举上小国旗，拍摄他们兴高采烈地呼喊爱国口号的场景，一次拍不好两次，总要使拍出的画面美轮美奂，一副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才肯罢休，最终将一个本来好好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庸俗化。更有甚者，2013年10月9日，台风菲特给浙江余姚造成70%的城区积水，形成百年未遇的灾难，这种情况下，群众对灾情有极大的需求，当地媒体不但不能及时回应群众需求，而且试图掩饰，终于在10月11日晚，宁波电视台在有选择地取景时，听到他们宣称“余姚洪水已退、80%供电恢复”后，群众将护送电视台记者离开的特警警车砸坏、推翻，差点酿成大的群体事件。而所有这些看似荒诞的事件之所以发生，根子上都在于媒体仅仅满足于新闻的传播，忽视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宣传功效。

三、用宣传的“有效性”来衡量意识形态灌输效果

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任何一次新闻实践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过程，而如果达不到宣传的效果，就会起到反面的作用，久而久之，损害的是政府和政党的公信力，因为媒体事实上是公权力的一部分，代表的是党和政府形象。其实宣传问题也是一种工作作风问题，是与习近平“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告诫相违背的。学者徐成芳、罗家锋撰文指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肤浅，应对意识形态挑战能力不足，在意识形态宣传内容上，只能唯书唯上，简单机械照抄照搬，或者热衷于跟风和随大流；在宣传方式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宣传效果上，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放任自流。”

与此相反，2013年习近平主席的两次出访为媒体意识形态宣传做出了典范，今年3月份，习近平在坦桑尼亚演讲时专门提起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当地的热播，最近在马来西亚访问时，主动谈到流行歌手梁静茹在中国“广为人知”，借助大众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传播了中国文化和国家形象，这就是最高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从效果上水到渠成，与美国大片、韩国鸟叔等大众文化传播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了，习近平出访是一种公共外交宣传，属于对外宣传，对外宣传只可能采取传播的方式，且比较注重技巧，但这并不是说，担负着政策解读、正能量传播、丑恶事件鞭笞等意识形灌输的对内宣传，就只有一种“填鸭式”硬性宣传方式，一定意义上说，对内宣传更应该需要讲究技巧。

从意识形态接受效果层面上来考量意识形态灌输的效果，要求媒体或者灌输主体要有能力对群众进行双向交流沟通，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灌输效果，但电视、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由于节目或者版面制作传输与受众群体之间天生处于分离状态，节目制作或者稿件采访不是从实际出发，如实反映情况，而是带着上级指令或者领导意图去贯彻，看似是为领导分忧，却脱离了群众。而传统媒体的劣势恰恰是微博、微信、论坛等自媒体的优势，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几乎人手一部的快速普及，这种优势正在越来越明显。新媒体的优势主要在于，其中的每个参与者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受众，即接收者，同时也是新闻制作和传播者，在整个交流沟通的参与过程中发现了自身的存在感和价值，从而也在不知不觉接受了其中输送的意识形态理念，达到“意识形态灌输”的最高效果，即自我灌输。

不可否认，在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向新媒体转移过程中的今天，传统主流媒体由于垄断了新闻采编权，在传输内容的权威性信息来源方面仍然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而且，近几年，意识到了自身相对劣势之后，大部分传统媒体也已经开始奋起直追转型，通过注册微博和微信号，抢占新媒体话语权。比如，央视新闻联播继2012年开始每天节目结尾公布自己的微博号码外，今年又添加了微信和客户端，甚至为了方便手机用户特意添加了二维码。中国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全国媒体中率先开通网络平台“人民网”，通过“报网融合”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病句、官方声音与民间舆论呼应的发展格局”，使得党媒成功实现了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台”的角色转换。

西方有个“塔西佗陷阱”的典故，意思是，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真正跌入塔西佗陷阱之时，政府面临的就已经不是公信力的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政府的合法性塑造需要宣传部门贡献力量，作为公权力的一部分，大部分主流媒体都有这个义务，可惜，我们的有些基层宣传部门仍然是除了隔三差五地提宣传禁忌，并没有创新宣传对策，每天仍只是抱着“别出事”就好的心态，不但没能维护好国家形象，还将群众的一部分不满情绪引导到政府身上，而自身一步步地堕落到了被动维稳工具的地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了十八大提出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了具体章法可循。这就要求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积极实现从以往的被动传播，到现在的主动回归群众主体性本位，以有效性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新闻实践。或许只有从意识形态灌输接受效果层面上来审视意识形态灌输理论，才可以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从而护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

（作者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