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恐怖分子的媒介呈现

内容提要：2013年4月15日，波士顿发生震惊世界的爆炸案，成为继9?11事件后美国最大的一起恐怖活动。它发生在美国本土并由境内居民察尔纳耶夫兄弟制造，属于本土恐怖主义（homegrown  terrorism）活动。本文通过纽约时报网波士顿案嫌疑人报道的文本分析，从内外群体的语言偏见、他者的媒介镜像等角度考察本土恐怖分子的媒介呈现。研究发现，报道放大了嫌疑人的穆斯林身份和移民身份，设置了“他者—邪恶伊斯兰”的框架，在穆斯林移民与本土恐怖分子之间建立了隐约的对应关系，成为支持伊斯兰威胁论的一部分。

关键词：本土恐怖分子 媒介呈现 纽约时报网 波士顿爆炸案 穆斯林移民

    2013年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现场发生震惊世界的爆炸袭击事件，嫌疑人为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和焦哈尔?察尔纳耶夫兄弟。西方媒体称这是自9?11事件后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一起恐怖活动——虽然与9?11事件相比，伤亡人数较少（3人死亡，260多人受伤），但在世界各国引起的心理恐慌，比恐怖活动本身更加“恐怖”。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有关嫌疑人的报道倍受关注。与9?11事件的主凶基地组织不同的是，波士顿爆炸案的制造者察尔纳耶夫兄弟是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居民：哥哥塔梅尔兰拥有美国绿卡，弟弟焦哈尔则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因此，这是一起发生在美国本土并由美国境内居民制造的本土恐怖主义（homegrown  terrorism）活动。

    近年来，在美国发生或预谋的本土恐怖事件接连出现，引发高度关注。2009年，越南裔移民吉韦利?翁在纽约州宾厄姆顿制造枪击案，造成13人死亡，4人受伤；同年，阿富汗裔美国人扎雷恩? 艾哈迈德扎伊预谋制造纽约地铁爆炸；2010年，巴基斯坦裔美国商人费萨尔·沙赫扎德试图在纽约时报广场制造汽车爆炸……可见，本土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增多，“当今恐怖威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美国居民或公民参与针对美国恐怖袭击图谋的情况有所增加”[[1]] 。2013年5月23日，奥巴马在华盛顿的国防大学演讲时表示，当前美国的最大敌人不再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基地组织以及国内的一些激进分子才是主要的恐怖袭击发动者。[[2]] 他说“美国正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而威胁着公民安全的通常正是我国内的合法居民。他们受到异端的蛊惑，思想激进，这一类人很可能发展成未来的恐怖主义者。”[[3]] 美国正在寻求反恐新策略，原因正是本土恐怖主义的日益猖獗。

    为什么美国居民会成为威胁本国安全的“未来恐怖主义者”？本土恐怖事件制造者主要是哪类人群，有什么特征，为何要在本土作案？波士顿案发生后，美国媒体对察尔纳耶夫兄弟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经历等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本文选取纽约时报网的嫌疑人报道进行文本分析，观察网站对其国籍、民族、宗教信仰、移民身份、生活经历等特征的描述。从以下三个角度：1、定位其身份时倾向于美国居民还是外国移民2、描述其特征时倾向于“美国化”还是“外国化”3、突出其价值观时倾向于“美国梦”还是伊斯兰教，分析本土恐怖分子的形象如何被呈现，并尝试解释其原因。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选择2013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即波士顿爆炸案发生一个月之内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这个阶段关于嫌疑人的报道最密集，读者的关注度也最高。检索关键词为嫌疑人的姓名“Dzhokhar and Tamerlan Tsarnaev”，经过阅读甄选，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7篇。

一、研究发现：报道的侧重点

    察尔纳耶夫兄弟所代表的本土恐怖分子具备以下身份特征：第一，制造或预谋制造恐怖事件；第二，制造恐怖事件的地点是美国本土；第三，居住在美国，是美国的合法居民；第四，从国外移民至美国。作为穆斯林，还有第五条：信仰伊斯兰教。分析发现，网站并没有平衡地展示这五个特征，对嫌疑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报道也是有所选择和侧重。

（一）强调嫌疑人的族群身份——车臣

    报道描述察尔纳耶夫兄弟的国籍、民族与移民身份时，使用的词语有 “出生在达吉斯坦的美国公民”[[4]] 、“车臣人”、“穆斯林移民”、“车臣移民”、“美国公民”[[5]] 、“持有美国绿卡者”[[6]] 等，但使用最多的词语是“车臣人”。 Chechen/Chechnya分别出现71和54次，American citizen出现19次，immigrant出现38次。

    报道反复强调车臣是察尔纳耶夫家族的“根源”（roots），嫌疑人的父亲是车臣族（an ethnic Chechen），兄弟俩具有车臣血统（Chechen  descent），有许多车臣朋友等。焦哈尔在推特写“我十分想念故乡——达吉斯坦与车臣”（ how I miss my homeland #dagestan #chechnya）[[7]] ，塔梅尔兰曾买过关于车臣历史的书等。报道非常详细，追溯至1943年，察尔纳耶夫家族作为车臣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1950年回到车臣。报道认为被驱逐的经历在某种程度助长了其激进态度。[[8]]

（二）重视嫌疑人的移民经历

    有25篇报道关注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移民经历。譬如对焦哈尔移民过程的回顾：移民时间—2002年；移民原因—父亲声称政治迫害而寻求庇护；移民前的居住地—穆斯林集中的俄联邦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刚到美国时的尴尬—英语十分糟糕；逐渐适应美国生活—能够讲流利的、没有口音的英语，与各种肤色的学生打成一片；移民结果—2012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一些报道还分析了美国的移民现状与移民政策。有人指责移民政策过于宽松，允许不认同美国文化甚至有反美情绪的人在美国居住，而又无法辨别谁可能变成“未来的本土恐怖分子”，所以增加了本土恐怖主义风险。有的报道关注孩童时期的移民同化与适应问题。

（三）关注塔梅尔兰的达吉斯坦之行

    有29篇报道提及塔梅尔兰2012年回到达吉斯坦居住了6个月，认为达吉斯坦是穆斯林集中地区，有很多激进分子，常发生分裂活动，猜测他去了激进思想弥漫的清真寺，参加激进分子的集会，受到唆使和训导；认为塔梅尔兰的达吉斯坦之行与波士顿案密切相关，这段经历是他受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制造本土恐怖事件的关键节点。

（四）分析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26篇报道关注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从不同角度分析原因，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移民环境与政策等外因，以及嫌疑人的车臣、穆斯林身份等内因。多数报道认为嫌疑人作案动机不明确，对他们“生活在美利坚的土地，却做出伤害美国之事”表示困惑。

二、原因分析：穆斯林恐怖分子的媒介形象

（一）被放大的穆斯林身份

    分析发现，报道格外关注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穆斯林身份，却忽略其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事实，不觉中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嫌疑人本身转移至他们所代表的穆斯林群体，甚至穆斯林与美国本土恐怖事件的关系上。即报道在穆斯林与本土恐怖主义之间设置了隐约的对应关系。结合以往的本土恐怖事件报道来看，嫌疑人身份不同，媒体的态度也不同：如果嫌疑人是非穆斯林美国公民，报道就会侧重描述其性格、心理等特征，比如患有某种疾病，精神状态不稳定，反政府倾向等等，从身份之外的角度寻找其制造恐怖事件的原因；如果嫌疑人是穆斯林，则容易忽略其美国公民身份，将其行为描述为恐怖组织行为的一部分，并立刻将该恐怖事件归属为伊斯兰世界针对美国的更大的战争一部分。[[9]]

    这印证了内外群体间的语言偏见理论——人们在描述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喜欢使用具体的词语，将原因归咎于个人，表示这是一种偶然的、非群体本质的行为；描述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则倾向于使用高度抽象概括的词语，将原因归咎于群体，暗示群体本质如此，其行为并非偶然，而是本质的外化。比如在美国媒体的报道框架中，穆斯林制造的恐怖事件往往不被视为个体的犯罪行为，而是伊斯兰“圣战”的一部分。从内外群体的角度，媒体话语还自然地将恐怖主义与恐怖事件行为本身分离开来——非穆斯林制造未必属于恐怖主义，穆斯林制造则必然属于恐怖主义。波士顿案虽然被定性为非基地组织指使的、独立的本土恐怖事件，但报道多次申明塔梅尔兰曾与母亲在电话中讨论圣战、俄罗斯权威部门曾警告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称塔梅尔兰在达吉斯坦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等内容，读者很容易将爆炸案想象成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活动。

    察尔纳耶夫兄弟是穆斯林，所以立即被归为“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案似乎又印证了穆斯林的“恐怖”特征。嫌疑人的穆斯林身份反复被强调，因为媒体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和报道框架，即使追求新闻专业主义也无法避免字里行间的偏见。这种偏见的本质是美国政府对伊斯兰世界的敌视，是“伊斯兰威胁论”在媒体的呈现和表达。在政府和媒体的相互配合下，穆斯林逐渐演变为 “邪恶”的符号，是“恐怖势力”的代名词，他们背负着“劣等”、“暴力”、“激进”等标签，被媒体建构为不是“原油供应者”就是“恐怖分子”的形象。[[10]]

（二）伊斯兰世界：西方媒体建构的他者

    9?11事件后，利用人们的恐慌，媒体配合政府，迅速建构出一个与西方作对的、替代冷战时期苏联位置的、以恐怖主义为特征的“未开化”伊斯兰世界。视自我为中心，西方将伊斯兰世界建构为低等的“他者”。

    “他者”与“自我”相对应，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色彩，建构他者的根本目的是证明自我。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传递着美国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美国是优于其他所有民族的一个民族。[[11]]媒体在描述他者行为、呈现他者形象时，经常从习惯性思维模式出发，带着预设和期待，寻找并选择符合预期的事实进行报道。以自我为中心塑造的他者，不仅不能客观地反映本质，还可能扭曲甚至妖魔化。而且，对他者的建构包含着权力关系，掌握话语权的大众传媒在建构他者时，总是维护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各种关于他者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一种对话语（或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上，以此来剖析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这种话语运作的文本再现或隐或显建构着不同群体的形象。[[12]]

    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穆斯林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实施了一些恐怖主义袭击[[13]] ，西方感受到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压力，媒体的报道自觉或不自觉地增加了一些非理性因素，一些报道有失偏颇。9 ?11事件后，美国将伊斯兰威胁论推向极致，关于伊斯兰的报道愈发一致，使用大量充满敌意的、憎恨的、恐怖的词语，对伊斯兰的边缘化与对穆斯林的歧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方媒体的伊斯兰报道框架非常典型：穆斯林—伊斯兰—圣战—激进/恐怖/邪恶—美国公敌、世界公敌。简言之，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将伊斯兰世界建构为以恐怖主义为核心特征的，邪恶、激进、狂热、低劣、未开化的他者。

    当本土恐怖活动制造者是穆斯林移民时，由于身份特殊——既是穆斯林，又是美国居民，而美国生活不能完全被掩盖，报道的处理方式比较灵活。如纽约时报网对察尔纳耶夫兄弟的报道就不同于普通的穆斯林，而是通过选择事实与描述细节，巧妙地将其纳入“他者—伊斯兰”的报道框架。例如，《从交际花到头戴希贾布的嫌疑人寡妇之路》（Path From ‘Social Butterfly' To Suspect's Widow in Hijab）[[14]] 这篇报道，讲述了塔梅尔兰之妻拉塞尔最初是一位受欢迎的优秀大学生，与塔梅尔兰约会后，在其影响下信仰伊斯兰教，人生从此改变。她在公共场合头戴希贾布（穆斯林妇女的面纱或头巾），从萨福克大学退学，参加家庭聚会的次数少了，不怎么与朋友交往。丈夫不在场时，她热情友好，丈夫在场时 ，她沉默寡言，对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使拉塞尔从交际花沦为恐怖分子的寡妇。报道中的大量细节令读者既愤怒又可惜，对伊斯兰教的厌恶与憎恨情绪激增。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报道策略可谓精良巧妙。

    事实上，全球有十亿多穆斯林，伊斯兰会议组织有50多个成员国，而制造恐怖主义事件的穆斯林只是极少数。[[15]] 美国媒体并非不知晓这一点，但仍然笼统地将包含所有穆斯林的伊斯兰世界建构为恐怖的他者，这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对立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如此建构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三）站在内外群体边缘的穆斯林移民

    一般情况下，少数族群报道比较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或民族。但穆斯林美国人是个例外，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身份——伊斯兰教信仰者，主要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16]] 所以，纽约时报网对察尔纳耶夫兄弟的身份定位是：既是穆斯林美国居民，又是达吉斯坦裔美国移民/车臣人。描述其身份的词语包括：“车臣人”、“达吉斯坦人” 、“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 “来自车臣的美国居民”、 “穆斯林移民”等等。

    部分报道呈现了嫌疑人的美国（内群体）特征：如焦哈尔是Cambridge Rindge and Latin School的学生（提及33次），是一名优秀的摔跤手（提及4次），曾在大波士顿全明星联赛提名，获坎布里奇市奖学金，大学阶段学习吃力；塔梅尔兰是一名拳击手（提及12次），参加了金手套全国拳击锦标赛，被写进波士顿大学摄影课论文，他的话刊登在波士顿大学的杂志上，他有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提及17次）；兄弟俩像许多美国年轻人那样穿牛仔裤，使用社交媒体（提及26次）。这些表明身份的事实是强化主导文化秩序的符号，表征的是内群体地位，包括亲疏、规范、情理等，[[17]]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重视体育，鼓励开放与公平的竞争；重视家庭和友谊等。

    部分报道则呈现了其国外（外群体）特征：例如他们的车臣血统，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提及14次）、激进主义思想（提及43次）的影响，后悔在美国生活等（提及6次）。这些符号塑造了穆斯林移民思想激进、行为危险、生活落后、偏离美国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形象。

    同样的对象，报道却存在内外群体的差别甚至对立，而穆斯林移民的双重身份——宗教身份与公民身份，使他们处于内外群体边缘的尴尬位置。一方面，作为“外来者”，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也不可能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被同等视为内群体成员。同时，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世俗化的宗教，某些仪式已经或正在演化为穆斯林的风俗习惯。穆斯林移民生活在美国，但仍像移民之前一样，在固定时间去清真寺做礼拜、朝着麦加的方向祈祷、不食猪肉，禁忌烟酒等等，《古兰经》的教义深植心中。另一方面，移民经历又使他们不同于普通穆斯林——熟悉和适应美国的环境与文化，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美国化，如果不身着传统服装，看上去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无异。所以，穆斯林移民既不属于美国内群体成员，又不完全被归为外群体，只能处于内外群体的边缘。

    媒体报道的“矛盾”是因为他们双重身份的矛盾，而身份矛盾的背后是价值认同的矛盾，是美国价值观或美国梦与伊斯兰教信仰之间的矛盾。所以，媒体在分析本土恐怖分子的心理特征时，特别强调了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作案动机归咎为美国梦的破灭与伊斯兰激进思想的激增。比如，《波士顿爆炸之前，充满能量的美国梦》[[18]] 的报道：波士顿案发生前，塔梅尔兰一心追求美国梦，希望在拳击比赛中取得好名次，可因为不是正式的美国公民，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梦想在瞬间破灭。在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下，他制造了爆炸案。不难读出暗含之意：美国梦鼓励人们积极、努力、向上，充满正能量，伊斯兰信仰则可能将人们引向消极、反动，报复社会，所以是邪恶的。

    对穆斯林移民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接受、适应美国文化、被其同化的行为，通常会被描述得非常积极、美好；而偏离美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行为，则往往与激进、威胁、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19]] 。这呼应了美国媒体通过建构一个低级、劣等的他者来塑造理性、高级、文明的自我，核心就是美国文化与美国价值观。

    令人疑惑的是，什么原因使美国移民在他们长期生活的土地上制造恐怖？报道仍然从两种价值观的对立中寻找答案。《嫌疑人在两个世界的足迹，也许是对过去的回应》[[20]] 的报道回顾了以前的本土恐怖事件，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居民一般不会将暴力转为恐怖主义，而移民则不然。“这些（本土恐怖事件）案例中参加圣战的美国人存在某种信念分裂——你首先是美国人还是穆斯林？”[[21]]年轻人对美国居民身份及穆斯林身份均能产生共鸣，所以转向了暴力——这是他们解决身份困惑的一种方式。

三、对比研究：本土恐怖分子媒介呈现的变化

    与前几起本土恐怖分子的报道相比[[22]] ，察尔纳耶夫兄弟的媒介呈现有一些变化。譬如，媒体对2009年纽约枪击案嫌疑人吉韦利?翁移民身份的强调远远超过美国公民身份，使用的词语大多是“越南移民”（Vietnam immigrant），只有少数报道使用“美国公民”（U.S. citizen）[[23]] ；而描述2010年纽约时报广场汽车爆炸未遂的制造者费萨尔·沙赫扎德时，词语比较多样，许多报道使用的是“美国公民” [[24]] .纽约时报网对察尔纳耶夫兄弟的报道中，“移民”和“美国公民”的数量比较平衡，但是当使用American citizen 、United States citizen等词语时，一般会做出详细解释：强调察尔纳耶夫家族的美国合法居民身份是通过寻求政治避难获得的，美国为其提供避难场所，兄弟俩却制造恐怖事件报复美国；塔梅尔兰虽然是美国居民，但美国墓地不接受他的尸体，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说“如果美国的土地埋葬了塔梅尔兰，我们就把他挖出来。”[[25]]等等。

    三起事件的嫌疑人报道都描述了他们美国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麻烦：吉韦利?翁不会说英语，费萨尔?沙赫扎德的财政与房屋抵押的麻烦，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等，并将这些问题归类为不适应美国生活，将他们的激进归咎于距离心中的美国梦越来越远。

    总的来说，媒体呈现的本土恐怖分子的形象逐渐趋向多元、复杂、立体，不再简单以“外国移民—美国公民”的二元对立划分，而是加入了更具体的要素，更加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内外群体边缘的移民形象。

 

结      语

    察尔纳耶夫兄弟皆有美国居民与穆斯林的身份特征，他们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似乎没有什么威胁，所以才会在爆炸案之后丝毫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些激进的穆斯林身上的“警告符号”被忽略了[[26]] 。但是，媒体呈现其形象时，却将其穆斯林身份特征放大，纳入“他者—伊斯兰”框架，成为支持伊斯兰威胁论的一部分。

    由于波士顿案的本土恐怖事件性质以及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移民与穆斯林双重身份，嫌疑人的媒介形象与9?11事件制造者基地组织不同，与以往的本土恐怖分子也有差别，是典型的处于内外群体边缘者。

    总的来说，影响察尔纳耶夫兄弟媒介呈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恐怖事件的性质——发生在美国本土，由美国居民制造或者参与；其次是媒体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偏见——宣扬伊斯兰威胁论，对穆斯林的边缘化与歧视；再次是本土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特征——移民与穆斯林的双重身份；最后是受众的态度意见——配合媒体在头脑中形成穆斯林移民的负面刻板印象。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