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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人民日报夺权头三天

钱  江

2014年03月25日14:56    来源:中国报业    手机看新闻

1966年5月31日深夜,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编辑部二楼办公室灯火通明,陈伯达冒着暑热修改、审定他当天赶来人民日报夺权后草拟的社论。

文稿清样上的修改并不多,关键的修改是题目。原稿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将它改为气势汹汹而且比较简短上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即签字付印。

当时,《人民日报》日发行量约为180万份,6月1日这天的报纸加印了13.7万份。陈伯达签字付印后结束当天事务,回家休息去了。

吴冷西试图抗争,要求召集会议

6月1日早晨, 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外墙阅报栏前人头攒动,亢奋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站着,阅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是在全国范围发动“文革”的动员令。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权力”作为核心问题,鼓动全国范围掀起“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社论指出,这场革命将打倒大批“牛鬼蛇神”。这个词汇原本是一种文学比喻,也是佛教名词,系指阴曹地狱中作恶的鬼怪形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将“牛鬼蛇神”改造成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变为“反动人物”的指代。在“文革”中,千千万万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残酷迫害。关押他们的地方,由此引申称作“牛棚”。这是“文革”浩劫中特有的词汇,成为“迫害受难场所”的代名词。

这篇社论在结尾处宣布:“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这篇煽动“文革”的社论刊登后,全国范围的动乱就被引发了。

被“夺权”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心情极为沉重,昨晚陈伯达来到编辑部后即要求吴冷西离去。

吴冷西显得很冷静,走出办公室后找到报社党委书记王泽民说,他打算在明天(6月1日)召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17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阐述理论问题的精神,具体情况明天再定。

王泽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吴冷西说完也就走了。

然而吴冷西并没有回到他在王府井附近红霞公寓的家,而是回到了钓鱼台国宾馆他参加撰写“九评”文章的住处。

6月1日上午,吴冷西给新华社办公厅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干部传达有关文件精神。但他没有说明,是否和人民日报的干部在一起开会。或许,这要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商量着办。吴冷西遇事总是冷静地考虑再三,他打这个电话本身就是微妙的试探,也是面对陈伯达的抗争。

显然,对陈伯达突然前来“夺权”,吴冷西虽有预感,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样快。这时,他对局势还是没有看透,对领袖仍然抱有希望,觉得或许是领袖在考验他的忠诚,而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表示要继续信任他。吴冷西不能甘心就此离去,他试图反击陈伯达,至少要弄清楚领袖究竟持何态度。昨天,陈伯达宣布吴冷西不得插手人民日报的事务,但又跟着讲了一句:“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并没有宣布免去吴冷西的总编辑职务,他的新华社社长的职务更是没有提及。

6月1日上午,王泽民接到新华社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询问吴冷西安排的会议何时何地召开。王泽民多了一个心眼,即问吴冷西办公室秘书刘振祥,此事是否已向陈伯达请示?如果没有确认,就赶紧给吴冷西打电话问清楚。刘振祥很快回复说,看来吴冷西还在休息,没有接电话。于是此事拖延。

陈伯达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会议

午后,王泽民给陈伯达麾下的中央工作组成员穆欣打电话。穆欣说,吴冷西刚刚将要开会的事告诉了他。穆欣回复吴冷西说,今天伯达同志要和大家见面。吴冷西对穆欣说,我可以先说,等陈伯达同志来了,我就不说了。穆欣回答,这不行,下午举行的是陈伯达和报社领导干部见面会,你也参加。

这样一来,吴冷西要在6月1日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社干部会议的打算就落空了。

下午,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主持召开编委会议。 

陈伯达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开场,对人民日报编委成员们说:“我们来,你们高兴不高兴?”

座中编委们纷纷说:“太高兴了!”

吴冷西没有说话。

倒是陈伯达带着点儿自嘲地说:“都高兴?我看大多数人高兴,会有少数人不高兴。不要形而上学,不要躺在工作组身上,要自己站起来。”他甚至还问了一句:“怎么不找几个积极分子,光几个编委来开会?”看来他对到场的人数不多感到不满意,陈伯达说:“这里没有革命气息,(这里的人)想要保自己的宝座。”

陈伯达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们商议新的分工,一时没有定论。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还留在人民日报,从当天的版面安排来看,他要审定预定于明天(6月2日)发表的头版头条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迄今为止,尚未判明这篇社论的起草者,根据这个“工作组”成员朱悦鹏和后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回忆,这篇社论是陈伯达主持完成的。他在5月31日下午向工作组成员面授机宜时就已经说,到人民日报去,办报就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因此他已经着手布置了几个题目,由几个写手在钓鱼台起草,逐日发到人民日报。

这样,到6月2日接近傍晚的时候,第二篇社论的清样已经出来了。陈伯达很快予以审定。

陈伯达离开人民日报社去看大字报

这时,他突然从秘书那里得知,毛泽东当天下午4时从杭州给康生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闻知这个信息的陈伯达满心欢喜。他知道昨天在人民日报夺权,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已经得到领袖的支持。

身居高位、深晓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前些日子通过妻子曹轶欧,策动北京大学哲学系对“工作组”不满的教师写大字报,揭发北大党委主要负责人陆平、彭珮云和支持他们的北京市委。 

结果,北大哲学系由总支书记聂元梓第一个领衔签名,共7人于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名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激烈抨击北京市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压制革命群众”,认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因为要充分发动起来,“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引起很大争论。以陈伯达为总编辑的《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联合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全文登载这份大字报,并将此件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于6月1日读到大字报文稿,当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6月1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卷第1414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是将文件批给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而是批给仅成立3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 显示出对他们的特殊信任。

7人大字报中“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之句,与陈伯达前一天晚上改定的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出一辙,他因此十分亢奋。

这时,王力、关锋已经从康生处领受任务,要立即赶写一篇社论那样的重要文章,为北大的那张大字报叫好。力和关锋为了感受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氛围,立即赶往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

他们行前将此事告诉陈伯达,说今晚还有一篇重要文章亟待起草,他们两人先代伯达同志到北京看看大字报,而陈只要坐镇人民日报就可以了。

陈伯达一听领袖支持大字报,而且听说这个重要电话也是打给他的,非常亢奋,即便是王力、关锋已经去了北大,他也执意到北大亲眼看看,刚刚播撒的“文革”种子是怎么萌长的?于是带上秘书、警卫,还叫上了朱悦鹏一同前往北大。到达以后,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入校门,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字报,大约晚上9时驱车回到人民日报。朱悦鹏记得,回来的一路上陈伯达一言不发,也许是在思考怎么安排评论文章的事,也就不去打扰他。

陈伯达审定夺权后第二个头版

回到人民日报办公室,陈伯达看到先一步去了北大的王力、关锋已经回来,曹轶欧也来了,他们会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共同起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

王力和关锋是起草文章的老手,他们分段撰写,然后拼接梳拢,很快印出了清样。此时已入深夜,他们向康生报告后,康生要王、关二人将文稿直接送陈伯达拍板。

按王、关的意思,新起草的文章重要,应该上头条,但陈伯达认为,还是社论重要,放头条。这恐怕与社论由他亲自主持完成有些关系。

对于王力、关锋起草的文章,陈伯达没有大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将署名定为“本报评论员”。(朱悦鹏《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见《炎黄春秋》杂志1994年第7期

6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头条位置是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的主旨是,“文化大革命”必然触及人们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阶级斗争”。社论说:“两个敌对世界观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世界观的斗争,正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负,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即“你死我活”,因此它必然是残酷的。

陈伯达审定的1版左下方刊登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别出心裁作了一个通栏新闻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阴谋”,下面用黑体字作副题:“‘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乍看像是一个新闻标题,其实是将大字报全文照登。

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右侧,即是王力、关锋主持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这篇评论员文章点了前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现任北京市委负责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邓拓的名,社论称:“‘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评论员文章宣称:“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 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这句话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降临。

这天的报纸加印27.5万份,比前一天的加印数增加了一倍。

左图: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1版,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

右图: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第1版,根据陈伯达的指令,发表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开大会宣布他搞了“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两个晚上,发表两篇社论和一篇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恶劣反响,直接导致北京大学等一大批学校的瘫痪,陆平和彭珮云随即被关押、批斗,遭受长期折磨。全国学校的教学秩序进入混乱状态。

踢出头两脚之后,陈伯达发下指示,于来到人民日报夺权的第三天,即6月2日下午,在人民日报礼堂召开全社人员大会,正式宣布“夺权”。

会议开始之时人声鼎沸,掌声一片,陈伯达走上主席台,坐稳后宣布:“我们来人民日报已经两天了。”他指着身边的工作组成员说,这些人都是“没名的,不像吴冷西那样有名。”

接下来,他羞辱人民日报领导成员说:糟糕的是,你们党中央的《人民日报》办得不如民主党派的报纸。不但不像党中央的,连一个普通报纸也不像。你们的报纸比得上《光明日报》吗?更赶不上《解放军报》。你们看现在像什么报?是民主党派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报纸“已经堕落了!”

陈伯达说,现在他带领8 个人来人民日报,帮助扭转现在你们很不好的情况。“我们在你们报社搞了个小小的政变,不过是在几个房间的政变,没有到街上去。夺权的斗争是个不易的斗争。我来是诚惶诚恐的,怕不能胜任。”

陈伯达指责人民日报还有人拥护吴冷西。他说,你们的好多大字报说保护吴冷西,说他是带路人,跟他走。这样,你们就有问题。你们究竟是跟党中央走还是跟吴走?主要是编委会中说这类话的人多,可见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你们的领导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我可能说得不对,随便说的,可以反对我,可以告到党中央。你们不是说吴冷西通天吗?可向中央反映。你们看到今天的社论提出要触及灵魂吗?你们的灵魂怎么样?是花岗石也可以触动的。

陈伯达明明白白地说:吴冷西离马克思已经很远了,离党中央已经很远了。(他)回不回头?要看实践。

陈伯达几十年不改的闽南腔很多人听不懂,他自嘲地说,我不会说中国话。当场由王力为他逐句翻译。(丁曼《怀念冷西同志》,见萧岩、吴丽元编《怀念吴冷西》,中国广播出版社2003年出版,162-163页

谈到人民日报时,陈伯达讲了一段颇为有名的话,他说:

你们的报纸离开中央、毛主席的轨道相当远了。我们在你们报社内搞了一场政变,这是无产阶级的政变,这是中央派我们工作组来帮助人民日报从脱离党中央、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扭转到党中央、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使你们的报纸成为文化革命中的先锋。夺权的斗争是很严重的斗争,是不容易的斗争。第一靠党中央的领导,第二靠你们大量积极分子调动积极性,第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现在你们的领导和广大工作人员处于对立地位,这也是阶级斗争。(据1978年10月人民日报整理的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的谈话记录

对陈伯达的话,吴冷西非常不满。晚上,他给正在上夜班的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打电话,说明天还是要召开会议,他要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些内容。

但在此时,吴冷西的任何指令都不能落实了。他的话没有得到回应。

随后几天里,吴冷西接连向中央写了两封信,请求撤销自己的职务或停职反省。后来他说,写信表示了自己对那些无端批评和陈伯达所率工作组的不满。

厄运已经降临吴冷西,降临人民日报。或者说,陈伯达的“夺权”得手了,这个揣摩到了领袖意图的大人物掌控了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作者系人民日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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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程惠芬、戴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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