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讲述动人的“故事”

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深度报道开始在我国传媒实践领域勃兴。同时，为更好地实现传播效果，将“故事化”作为深度报道的路径诉求也一再被强调。将传统文学范畴的“故事”用之于新闻范畴的深度报道是否合适？该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结合长期从事深度报道的实践，笔者认为深度报道不但要讲“故事”，更要学会如何讲“故事”。

一、为何要讲“故事”

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深度报道源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的调查性报道。这一方面是不同介质传媒基于自身传播优势竞争的结果，也是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化的产物。传统较为单一的消息类报道无法满足受众对复杂世界的认知，以“信息量大、思想深刻”见长的深度报道便应运而生。

深度报道为何要强调讲“故事”？

（一）从传媒生态的角度看，不同介质传媒的“叠加式共存”是传媒发展的规律

在传媒生态中，各种不同介质的传媒都以“扬长避短”来谋求生存和发展。相对于视听传媒的“形象化”传播优势，深度报道要讲“故事”就显得非常必要。在信息呈几何级增长态势的现代社会，“读图时代”、“悦读时代”是受众信息接受的典型特征。随之，对信息进行“故事化”整合与包装就成了深度报道谋求传播效果及参与竞争的路径选择。

（二）从故事的功能来看，作为人类记忆及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故事与人类相伴而生

故事之与人类的烙印，已经做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人们内在的心理需求。正如作家毛姆所言：“听故事的欲望在人类身上就像对财富的欲望一样根深蒂固。”[1]有学者从文化整体的高度观照故事之于人类的意义，认为故事就是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换挡减速”：人需要在生存活动的持续性中制造断裂和延宕，以获得审视、评价和欣赏生存状态的机会。深度报道通过对信息进行“故事化”传达，能够实现与受众的心理契合，也较易与受众产生心灵共鸣，从而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

（三）深度报道的内在规定及形式特征也为讲“故事”提供了可能

何为深度报道？可谓众说纷纭，并无定论。为此，有人干脆提出一篇优秀的深度报道应包括12 项具体指标的部分或全部：“事件、背景、有关资料、说明、原因、意义、过程、分析、前景、时效、时态和建设性意见。”[2]一般而言，深度报道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要“长篇大论”，但“篇幅较长”却是深度报道的要求和特征，这就为讲“故事”提供了可能，很难想象单一的消息报道能够容纳复杂的“事实铺陈和思想深度”。

同时，在有关深度报道要不要讲“故事”的争议中，反对者认为将新闻报道“故事化”会为虚假新闻打开方便之门。一般认为故事隶属于文学范畴，但凡故事就意味着虚构。其实，新闻和文学都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手段，只是运作规范和模式不同而已。从符号的角度看，他们使用的意义传达符号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有着各自规范的叙事。强调深度报道要讲“故事”，决不是要模糊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和边界，而是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前提下，借鉴文学的表达方式以增强深度报道的感染力，而不是批评者所谓的“新闻对文学的回归”。

二、“题好文一半”

英国诗人格雷夫斯写道：“有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真正值得你不断地讲叙。”这里的“故事”实际上是文学叙事范畴的“母题”（Motif）。1932 年，美国学者汤普森提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3] “母题”是构成故事的基本元素，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构成无数的作品，并能组合到各种文学体裁及其他文化形式之中，它们在文化传统中不断地重复出现，表现了一个人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文学领域的“母题”为深度报道选题提供了思路，在此意义上深度报道可以更多关注蕴含着“灾变、死亡、英雄、撒旦”等“母题”的题材，借此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其所承载的愿望和梦想。

在新闻实践中，尽管深度报道要讲“故事”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是要避免将其泛化：但凡深度报道就是要讲“故事”。从深度报道实践上看，并非任何深度报道选题都能够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完成。因此，要力避勉为其难，不能“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深度报道讲“故事”的前提是要找到适合讲“故事”的选题，在此意义上可谓“题好文一半”。

谈到讲“故事”，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西方新闻特稿的“华尔街体”：以人物故事开篇、中间是事实的“故事化”铺陈、最后以开篇提到的人物故事结题。但这仅是深度报道的一种类型，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深度报道都要讲“故事”。

从实践上看，泛化深度报道“故事化”的结果不是造成记者选题困难和偏差，就是造成勉强而失败的“故事化”深度报道。国内某报曾以北京一家小饭店经营状况的“故事化”描述来反映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这一重大主题。尽管该报道写得很有“故事性”，但却因仅局限于对饭店的描述而没有与大的背景相关连，报道显得单薄而空洞，甚至让人有故弄玄虚之感。也有的深度报道只是在开头描述一个场景，引入主题后，就再也没有了“故事性”元素，报道主体部分依旧是宏观的、抽象的、概括性的叙述，记者自认为这就是深度报道的“故事化”。究其原因，都是没有找到适合讲“故事”的选题。

深度报道要讲“故事”，报道题材本身要具有“故事性”元素。在文学上，故事要有人物、情节、悬念、细节、情感、冲突等种种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建构成故事。就深度报道的“故事化”选题而言，也要从报道题材本身考虑是否具备这些“故事性”元素。如果这些“故事性”元素缺失，文学可以虚构，而以真实为生命的新闻则只好选择放弃。当然，寻找适合“讲故事”的深度报道题材，并不是要像文学那样所有“故事性”元素都具备并且比较集中，但题材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故事性”元素，以利于报道的展开。

简单而言，所谓深度报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报道的思想深度和报道所能展现的事实的广度。以此标准考量报道题材，记者应该对题材能否进行“故事化”报道有一个基本判断。2012 年6 月20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深度报道《出西海固》，该报道以记者现场记录的方式，以王志珍一家搬离西海固为线索报道了当地因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而进行“生态移民”的事实。“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移民题材中必定蕴含着“故事性”元素：对故土恶劣环境的恨、对生养土地的留恋、对易地而居不确定性的惶惑、对新生活的向往、历史、现实、传统、现代、政治、经济、心理、人性……这些元素相互交织、勾连，为读者展示了宏观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正是这些“故事性”元素成就了该报道震撼人心的魅力。

实践中还有一种现象，即将几个人物的经历或梦想写成小“故事”堆成半个版或一个版，或者做成连续报道形成报道强势，认为这就是“故事化”的深度报道。这种现象较多地出现在主题性宣传报道方面，比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当下很多媒体的深度报道就是这样处理的。这些人物有“故事”吗？所谓的经历和梦想恐怕每一个人都有，那些得以报道的人物其新闻价值在哪里？这样的深度报道有效果吗？这实在是对深度报道要讲“故事”的误解。深度报道本来就是新闻宣传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讲求“故事化”的初衷也正在于追求好的传播效果。对主题性宣传报道，深度报道“故事化”不应该简单而直白地“注释和图解”，而是要精心选题将主题尽可能地“具体化”为生动、感人而鲜明的故事。

三、用叙事“编织故事”

深度报道有了好的“故事题材”，还要有好的表达把“故事”精彩地讲出来，这就牵涉到深度报道的叙事。美国学者伯格说：“我们的一生都被叙事所包围着，尽管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4]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叙事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意义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叙事，新闻亦不例外。

传统消息类报道因其基本功能在于迅速传达信息，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叙事模式。而深度报道要讲“故事”，就必须借鉴文学叙事的模式，以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此意义上，叙事不仅仅是组织材料的写作技巧，其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借鉴叙事学理论，结合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定性，我们认为深度报道讲“故事”要特别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一）要特别注重细节

细节是叙事中最小的组成单位，对表现主题往往有着“以小见大”的效果。就表现人物的细节而言，其往往来自于人物无意识的流露，从心理学角度讲，这些细节却最为真实。

新华社前社长穆青同志在《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设想》中也强调要“抓细节”：“在外国记者的一些成功新闻报道中，我们看有两个东西比较突出：一个是评价，另一个是要注意抓细节。”[5]从传播效果看，往往是细节成就了报道，留给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也最为意韵悠长。2011 年6 月22 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深度报道《生命的礼物》，讲述了“年仅22 岁的大学生张磊因车祸离世，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的感人故事。当医生骆钢强发现张磊身体健康，尝试着向张磊的父亲张天锐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捐献。报道写道：

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贡献越大。好多人等着救命啊。”骆钢强劝说道。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把父母对孩子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读来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深度报道强调要抓细节，对记者采访作风和新闻敏感都提出了要求，细节来自于记者的现场观察而不是来自于办公室的想象。在“抓细节”上，要坚守新闻的真实性。

同时，细节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考虑细节对表达主题有无价值，如果“为细节而细节”，势必造成报道的冗长堆砌。笔者曾编辑过一篇报道，洋洋洒洒6000 多字，把记者何时从哪个车站坐大巴车、走高速公路去采访地、花费多少时间、当地领导已在高速路口等待迎接等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这些细节跟主题没有关系，也无助于表现人物的个性，我们认为这是对强调“抓细节”的误解。

（二）要在“矛盾”中凸显报道的张力

文学叙事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惯于将人物置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矛盾越集中、冲突越激烈，人物形象就越鲜明。深度报道讲“故事”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叙事方法，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注重发挥“矛盾”的力量。

2012 年11 月27 日，《河南日报》刊发《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守和追求》，报道了新乡市辉县孟庄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先进感人事迹，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报道的意旨就是要展现范海涛无私为民的情怀，在该主题下，范海涛所做的好事很难穷尽。报道则“择其要而述”，将范海涛置于“两大矛盾”之中：范海涛在公司资金缺口非常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资1.6 亿元为村民建设新社区；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范海涛果断关闭落后生产线而不惜企业巨额损失。报道通过展示范海涛在矛盾中的言行和情感，使读者形象地感知到了他的优秀、无私、高洁和纯粹。这种将人物巧妙置于矛盾冲突中的处理手法，既能够对繁杂的素材进行“提纲挈领”地驾驭，从而使报道显得简洁明快；又能使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从而易于为读者所深刻感知。

四、用人文成就张力

“人文主义”是源于欧洲14 世纪以来的一种哲学或社会思潮。英国哲学家布洛克归纳了人文主义的三个特点：“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每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对思想十分重视”。[6]人文主义关注人性、重视人的理性、崇尚人的尊严，追求人的终极价值，思考人类的命运和痛苦，具有超越意义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深度报道讲“故事”，要强化人文意识、在选题和采写上贯注人文理念。“故事”必须要有人，以人为报道主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只有这样，深度报道所讲的“故事”才能引发受众的心理共鸣，实现与受众的“深度交流”。2013 年4月26 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深度报道《生命的天平》，该报道讲述了“84 名官兵耗费120 多个小时寻找芦山‘4·20’强烈地震中被掩埋的普通农民李安全”的故事。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拯救”、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拯救，因为李安全已没有存活的可能，而当时余震不断、险象环生，84 名官兵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就在这样的“矛盾中”，“生命的天平”没有摇摆，一直保持着平衡。此时，生命没有“数量”之分，也没有“贵贱”之别，有的只是对“生命至上”的尊奉。也正是在这一刻，人性迸发、光芒万丈，映照着人间的美好。

新闻报道强调“三贴近”和目前新闻界持续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无不是在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新闻传播理念。这就要求记者要树立正确的受众观，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通过报道实现与受众的交流。深度报道讲“故事”要关注“人”，是顺应尊重受众的内在要求。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新闻文本一旦离开作者就不再由其“控制”，受众接受与否、如何接受完全取决于受众自身。在此意义上，有效的新闻传播只有经过受众的参与和检验才能够完成。这也要求深度报道讲“故事”，必须关注“人”，从受众的角度去观照大千世界，实现新闻文本的审美体验。2013 年4 月17 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升旗仪式上的爱情表白》，报道了一个中学生在严肃的升旗仪式上表达爱情以及由此引发反响的故事。这是一个早恋的故事，也是一个表达的故事，更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故事。报道选题本身就让人感动，而社会对这个少年的宽容所折射出的时代进步更让人欣喜。

实践中，很多深度报道也讲了“人的故事”，但仍然没有跳出“高大全”的窠臼，将人写成了神。在这类报道中，受众看不到人，也感知不到人性的丰富。而将“人”写成“神”的深度报道，则是将受众置于一种被引导的位置，结果只能是受众对报道敬而远之，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背离。

在社会变迁和媒介技术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纸质媒体面临着严峻挑战。无论是传媒竞争，还是传媒社会功能的发挥，深度报道之于纸质媒体的意义都不容忽视。强调深度报道讲“故事”只是一种探索，如何充分发挥纸媒深度报道的功能以实现有效传播还需要我们继续做艰苦的努力。

（作者系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注释：

[1]罗伯特·麦基.故事[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13．

[2]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54．

[3]汤普森.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499.

[4]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5]穆青.新闻散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277．

[6]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233-235．

参考文献：

1.高小康.人与故事[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57．

2.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4．

来源：《东南传播》2013 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