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到来之前,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有限,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本身就是舆论的化身。但在当下,人人都成为新闻播报员,舆论也演变为舆情,成为媒体难以涵盖且需要时时研判的对象。
传统媒体承担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引导责任,承担着关注基层、为百姓鼓与呼的人文关怀责任。而要履行这些责任,就要对纷繁复杂的舆情,以公正的立场做出理性的研判。但实际上,目前传统媒体在这一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不明就里,冷热失调
悲天悯人、锄强扶弱是不少媒体人的固有情怀。在新媒体时代,形形色色与弱势群体有关的事件,一经网络放大,往往会成为舆情热点。在对弱者如潮的同情和声援中,个别媒体“爱心泛滥”,失去鉴别能力,还没搞清楚状况就一拥而上,导致新闻报道出现偏差甚至完全失实。
2013年6月4日,济南一名网友发布微博称,一对中年夫妇当街殴打七旬老太,同时上传了39秒钟的现场视频。
这条微博发布几分钟之内转发量就达上百次,对打人者的声讨和对老人的同情不绝于耳。这样的火爆“舆情”, 济南5家纸媒很快都注意到了,各媒体随后跟进大篇幅报道,“中年男子当街殴打白发老太”、“当街殴打老人,无德!”、“交警等未阻止惹争议”……标题一个比一个“义愤填膺”。
但事后警方调查发现,打人男子已78岁,被打的是他老伴,那天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的老伴突然坐在斑马线上,眼看要变红灯,老伴情急打了她两巴掌。
几家媒体心急火燎地要为弱者出头,却都不幸制造了假新闻。实际上,从“最美女孩”当街给流浪老人喂饭,到小女孩为晕倒的清洁工撑伞,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都是有人利用公众的同情心,策划并在网络发布,引起广泛关注。传统媒体眼见舆情“爆棚”,便急不可耐出手声援“弱者”,最终沦为笑柄。
更让笔者深思的是,某地建委部门曾专门就媒体报道农民工极端讨薪事件发出建议函。建议函称,少数讨薪者制造假事端吸引媒体,使得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关注,以此向建设或施工单位施压。其中一起事件中,几名工人自己砸了住处,却称是讨要工资被别人砸的,演了一出“苦肉计”来吸引媒体和社会关注。甚至有些恶意讨薪者进行敲诈,媒体不明就里,成了被利用的工具。
这样的事件也经常出现在诸如征地、拆迁之类的事件中。社会和媒体往往一边倒地同情所谓的弱者,殊不知,相关部门或人员反倒成了“弱势群体”。从哈尔滨糖果酒吧案中的民警,到夏俊峰案中的城管,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则出现了“爱心疲劳”,对底层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对弱者极不尊重。一家媒体在报道为给打工受伤的儿子讨要治疗费用,五旬父亲爬楼时,称其上演一场“跳楼秀”。有的媒体无情地揭露弱者的隐私,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帮扶农民工群体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居高临下,把农民工当成被可怜的对象,而实际上,农民种地为全国人民提供了日常吃用,农民工又盖出了城市中的大楼,他们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是国家的主人和历史的创作者,将他们边缘化是没有站对立场。
不管上述媒体的态度是热是冷,都反映了舆情研判上的失误。而这种失误,根本原因是媒体没有摆正自己的立场,或无限放大,追求轰动效应,或无视和调侃,消费有关群体,丢掉媒体本应承担的责任。
指点江山,愤世嫉俗
当下社会剧烈变革,各种利益和矛盾错综复杂,各领域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网友变为“愤青”,或仇官仇富,或上纲上线,或言必称欧美。一时间唾沫与板砖齐飞,戾气与丧气交织,这其中甚至不乏一些网络大V、公知的身影。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舆情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央视开门办春晚,体现改革决心,冯小刚作为导演,也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创新,不少网友却冷嘲热讽,以吐槽为乐事。一些媒体在这种舆情下,不理性思考,一味地迎合批评者的口味,抓着一些小失误不撒手。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媒体对新生事物不去主动了解,却先品头论足否定一番,为了批评而批评,好像没有批评就没有深度。
某个部门管得宽松,有人会说碌碌无为,如果严格执法,却又抱怨只会欺负百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会被讽为“山寨”,如果自主创新,又会被怀疑质量难过关。
有句话说:“要是你手中只有一把锤子,那在你眼里所有东西都像钉子。”网络就像社会情绪的“高压锅”,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将它引爆。在这种舆情环境下,媒体如果研判失误,盲从于所谓的“民意”,一味地鸡蛋里挑骨头,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而不是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就失去了理性与责任。
居高临下,道德审判
在社会转型期纷繁复杂的舆情中,不少事物处于不确定之中,有的政策法规,不深入思考就难以明白它是否合理,不少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稍不留神就会越位,扮演不该扮演的角色。
北京奥运会前,北京市交通委、运输局联合发起“22日让座日”活动,鼓励乘坐公交的民众养成礼让的美德,经常让座的乘客将有机会获得奖励。这本是件好事,但相关部门还表示,将组织媒体在全市进行暗访,对让座事迹公开报道褒扬,同时对拒绝让座的乘客进行曝光批评。
随后,北京不少媒体对这一活动进行了报道。乍一看,活动没什么问题,但即便有人拒绝让座,他也没有违背法律,只是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相关部门动辄组织媒体暗访、曝光,用涉嫌违法的方式惩戒道德范畴的行为,很不明智。
遗憾的是,当地不少媒体并没有发现这一活动存在的问题,而是很配合地予以报道,不知不觉中充当了错误政策的帮凶,成为了不光彩的“道德判官”。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是媒体粗心被“坑”的话,那么,另一则报道则让个别媒体蒙羞。2013年国庆节,有微博发出这样一条消息:11万群众冒雨参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留下5吨垃圾。这条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一些媒体的官微纷纷转发,接着进行报道,并以此为据,批评游客素质差。
但实际上,2012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扫除近8吨垃圾,2010年这一数字则是近20吨。也就是说,垃圾总量在逐年减少。此外,国外一些大型活动过后,也会产生数十吨甚至上百吨垃圾,所以5吨垃圾不能完全和国民素质差画等号。
个别媒体之所以在舆情研判中犯以上错误,首先是因为媒体工作者疏于思考,缺乏常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居高临下的心态在作怪,没有以平等的视角研判舆情。
现在网上海量信息泥沙俱下、真伪难辨,一些网友情绪偏激,媒体不能认为“网意”完全等同于民意,对舆情作出错误的研判,盲从于网络声音,成为网言网语的印刷版。
在多元化的舆论场上,传统媒体更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挖掘真相,精准判断,成为杂乱信息的过滤器,以客观理性、有建设性的报道引领社会舆论,弘扬正能量,这是传统媒体的安身立命之本。
(作者为齐鲁晚报要闻中心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