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热点事件的错误标签

在信息交换异常发达的新媒体时代，标签化报道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繁复，严重影响着公众的正确判断，推波助澜的恶果也更加明显。而媒体精准专业的舆情研判，不但是杜绝标签化报道的利器，更能帮公众撕掉错误的标签，起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警惕貌似真实的标签化报道

只要碰到警察、官员等公众眼中的“强势群体”和百姓发生冲突的事件，不少人首先会发出“强权欺负百姓”的慨叹。

群众为何会主动给警察、官员，乃至“富二代”、“官二代”等贴上“无恶不作”等标签？公众的这种标签化判断难道是天生的吗？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对立思维定势均来自外部世界的投射。我们不否认，在警察等被标签化的群体中，的确有害群之马，但除了这个客观因素，媒体在舆情错误研判下产生的标签化报道，亦是让读者产生标签化判断的重要推手。

所谓标签化报道，就是非黑即白，人为地给某一群体中的所有人贴上相同标签，或通过貌似公允的客观描述误导读者形成标签化印象，以简单的对立思维来判断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蚁族、富二代等一大堆不断更新的群体标签，很少是自封的，大都是网民创新和媒体记者制造的，这种标签化的词汇，发轫于以前高大全的典型人物报道，却泛滥于信息交换发达的全媒体时代，并呈现了不少新特点。比如变得更加隐蔽和貌似公允，但误导性更强。

在商贩夏俊峰遭遇城管执法，用刀捅死两名城管队员的案件中，针对网上呼吁不要判夏俊峰死刑的汹涌民意，一些媒体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在报道中声援，却通过对夏家贫穷的现状、凄惨的结局等大量细节描写，把夏俊峰塑造成了一个遭遇不平敢于反抗的“悲情英雄”。

当然这些不幸都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很少有媒体用同样的笔墨讲述被捅死的城管队员的家庭不幸。两名城管队员的家也都是普通百姓家庭，家境同样不好。这样的失衡报道，看似没有说假话，但由于没有客观全面地传达整个事件中的复杂信息，公众自然会顺着媒体的引导同情记者浓墨重彩表现的夏家，而对城管方则留下了强权凌弱的印象。

这样的标签化报道，相比网民单纯的观点宣泄，对民众的误导和蒙蔽性更强，因为专业媒体人通过对客观事实的精心选择取舍，通过给一起普通案件的当事双方分别贴上“弱势商贩”和“强势城管”的标签，会让公众更容易相信并接受媒体所贴的标签，其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当事人或网民的情绪化爆料或表达，肯定会影响媒体人的判断，而媒体人在舆情误判下做出的报道，将导致读者产生误判，从而形成一个标签化传递的恶性循环。从以前的媒体单方贴标签到如今媒体和受众一起去贴标签，全媒体时代这种受众和媒体的标签化互动效应是前所未有的，参与人群更加广泛，推波助澜的恶果也会更加明显。

在目前的标签化报道中，有的是对整个庞大的群体贴标签，诸如“富二代”、“官二代”等，报道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极端的个案取代对整个复杂群体的认知。有的是对单个人物进行标签化报道，比如对“夏俊峰”的报道，逐渐为其贴上了“悲情英雄”的标签。而对于死去的俩城管队员，则利用人们对城管队员固有的不良印象，慢慢贴上了“黑恶城管”的标签。

标签化报道严重影响公众的正确判断

仅从新闻操作的专业层面讲，标签化报道容易使报道的人物千人一面失去个性，容易把复杂的事件简单化、出现一叶障目的错误，无法凸显复杂事件的本质。而从社会影响而言，标签化报道会使读者对繁杂的社会产生简单、局部甚至错误的认知，扭曲其价值观，甚至影响政府的工作和社会稳定。

这种主观预设立场的报道，首先传递的是一种偏见，是把媒体从业人员的这种偏见，通过专业化的手段，巧妙地嵌入到新闻报道中，并严重影响读者的判断。即便记者有所谓的客观描述，但这些描述都是为记者预设的立场提供佐证的，压根无法产生客观的效果。

比如将夏俊峰当成一个“悲情英雄”来报道，导致读者不去关注这起凶杀案中最重要的关于“正当防卫”等方面的法律问题，而是情绪化地同情夏家，并质疑法院判决，进而和其他网友一起呼吁法院刀下留人，使法院非常被动，也给公众留下了司法不公的印象。

近年来媒体流行的“最美”人物报道，就有将新闻主角刻意笼罩上神圣光环的倾向。尽管稿件中的“最美”人物的确有感人的故事，但是贴上“最美”标签后，容易给人夸张变形的感觉，多了神性，少了人性，会使得读者对这个“最美”人物无法做更深入的、更全面的了解。

既然标签化报道会带来这么多的负面效果，记者为何还要写诸如此类的报道呢？在这些报道中，有的是因为记者专业素养不够，而报社领导又把关不严造成的。如果记者对事件的复杂程度及本质认识不够，就容易产生舆情误判。按照误判的思路去做报道，出现标签化报道就不可避免。

靠舆情研判撕掉错误标签

2012年12月，有网友发微博说，“河南罗山县有一座公路桥，现在河流干涸了，奇迹出现了：钢筋混凝土制的公路桥，竟靠木头支撑”。

该微博附带的图片显示，一座高高的混凝土大桥，桥墩众多，但其中入水的至少有两个桥墩均由许多木桩支撑。

由于该微博附带有照片，一些网络媒体在转载该事时，毫不犹豫地为其贴上了“豆腐渣工程”的标签，并戏谑地称其为“桥坚强”。而网上的声音均为一边倒的声讨，可谓群情激愤。

对此，《大河报》记者没有盲从，而是先自我普及了桥梁专业知识，靠此进行前置性舆情研判。

记者首先采访了一些桥梁专家，获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有不少桥梁甚至一些房屋，都是采用木质桩。这种桩基经过处理后，非常坚固耐用，历经百年而不腐烂，而旧时的施工技术，不能完全用现代的施工工艺去衡量比较。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桥坚强”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并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仔细询问了该桥的历史年代，结果发现该桥建于民国时期，如今已弃用33年。

此事至此，已真相大白。但《大河报》没有就事论事，就此打住。

《大河报》总编辑杨青在值夜班时发现此稿后认为，这应该成为一个靠传统媒体记者的专业调查，揭掉网络报道错误标签的典型事例。她告诉记者，通过此事不但要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更要告诉网民，靠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想当然地给一些未经调查的事件乱贴标签是不靠谱的。传统媒体不但不能推波助澜地写标签化报道，还要主动地揭标签，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为此，这篇稿件的标题就被修改为《强大的网民们，这次你们骂错啦！》

随后，报社设置议程，引导舆论，刊发《“桥坚强”洗清冤屈 意义非凡》的报道，报道指出“桥坚强”事件的曝光，让旧时那种桥墩基座采用木桩支撑、与现代造桥工艺有着显著差别的建桥法走进了广大读者、网友视野，并旋即成为舆论热点。随着认知的深入，先前指责大桥建设系“豆腐渣”、“偷工减料”的拍砖声，也逐渐被认同声取代。

而网友的态度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正是由于传统媒体经过精准的舆情研判，靠记者的专业理性调查，撕掉了网络热点事件的标签，成功引导了网民盲动的情绪。

通过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记者在科学、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介入对热点事件的调查，再去采访有关部门，就少了情绪化，多了专业化，报道自然就不会存在标签化的误导。如果在“桥坚强”的报道中，记者看到网友极具迷惑性且带有现场照片的爆料，不提前做各种桥梁专业知识方面的储备，直接去质疑官方的回应，自然就会被网民绑架携裹着，给报道贴上“豆腐渣工程”的标签，更起不到拨云见日的作用。

而诸如夏俊峰案之类的标签化报道之所以出现，也和采访部门领导对舆情判断有误，没有及时指导记者调整报道方向有关。报社领导得到记者的报题后，应该和记者一起分析夏俊峰案的核心元素，提前告诫记者采访的误区，帮助记者进行精细的前置性舆情研判，让记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报道，不过多渲染情绪化的东西。同情的归同情，法律的归法律，不能让同情取代专业的法律解析，而这需要记者大量的调查，需要记者的专业素养。

在夏俊峰案报道中，亦有媒体发出了冷静的声音，而这明显是建立在正确舆情研判基础上，跳出事件而进行的宏观调查，从而找出突发悲剧后的制度性缺失。比如，2011年5月，《东方早报》发表文章《“夏俊峰案”倒逼城管制度》，通过夏俊峰的个案悲剧，回顾了时间不长却复杂的中国城管史，并指出如果相关制度不变革，类似夏俊峰案的悲剧还会再度发生。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则刊发了《谁给脱缰城管套上笼头》，从一部可能制约城管制度的《行政强制法（草案）》说起，最终提出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对城管执法等行为进行约束。

（作者为大河报社会新闻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