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吴秀波主演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在央视播出后收视表现不俗,以生动的情节和自然细腻的表演吸引了受众。本文以该剧为例,从主调性、喜剧性、地域性三方面,探索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马向阳下乡记》;农村题材电视剧;主调性;喜剧性;地域性
由吴秀波主演的40集农村题材电视剧(以下简称“农村题材剧”)《马向阳下乡记》,今年9、10月间在央视晚间黄金剧场播出,收视业绩令人振奋,全国平均收视破2、收视份额近6%,不仅在同时段卫视收视中持续第一,全网播放量更是突破5亿,勇超2013年《乡村爱情6》,创下农村题材剧的收视新纪录。这实在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农村题材剧精品。故事好,情节生动吸引人;内容好,接地气有生活;演员好,表演自然真实细腻;场景好,一棵大槐树勾起多少人的乡愁与年少记忆。令人印象更深的则在于:题材独特,时代感强。“第一书记”下派到“空心村”,面对加强基层组织、助力脱贫致富、改善乡村治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这的确是一大看点,但要艺术化地呈现好又谈何容易。
纵观全剧,虽话题宏大但生活气息浓厚,细节真实,可亲可近可信;虽乡土味浓但绝无浅薄寡趣、简单土气,反而让人看后由衷增添了一份对农村生活的美好向往;虽是一部轻喜剧,但并无庸俗低俗之笑料,而是平凡真实中蕴藏生活欢乐,矛盾冲突中时有笑点,诙谐而不失庄重。可谓雅俗共赏、深入浅出、老少皆宜。该剧创造了农村题材剧的一个新高度,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了新境界。
第一,主调性表达上的新境界。该剧的创作和表达深刻体现了“现实主义题材”与“理想主义情怀”二者的有机联系、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这是此剧的主基调,既接地气、生活气息浓郁,又积极健康、催人奋进。
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选题至关重要,时代感、现实性、典型性,是选题重要的衡量标准。其次是价值导向、准则,即用什么价值理念和情怀色彩展示和表达。
一方面,此剧是基于当今农村实际生活的重大现实主义题材,由此映衬出时代感强、典型意义鲜明的“中国乡村”。现实题材电视剧,重在表现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情状。这种题材之所以受到推崇,因为其往往负载着厚实而凝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内蕴,通过鲜活生动而独具魂魄的时代人物来传递审美理想、展示价值诉求。《马向阳下乡记》的一大成功,在于其独特而具有时代感、典型性的选题。首先是独特性,农村题材话题众多,但反映“第一书记”下乡的甚少。其次是典型性,大槐树村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乡村生活、基层矛盾、社会诉求等,无一不透露着当今中国、当下农村的特征。这个选题的丰富内涵和深邃思想性所展现出的,是一幅当代中国乡村的缩影。其鲜明的现实性、时代性集中表现在:其一,当代中国发展变迁的宏阔时代画卷。剧中所记述和描写的一切,是在当代中国跃上发展新阶段、新征程后的景象,以及其中深藏的矛盾与问题。比如,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农村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土地流转、农民致富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社会“38、61、99” 典型生存现状与弱势群体结构问题,推进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组织和宗族势力、致富能人等不同群体的相互关系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如何传承乡村文明、融入现代文明以及保持乡土文化优势等问题。二是当代乡村生活的真实景象及典型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侧面包括:他们珍视土地甚至迷信土地,但不懂科学,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土地,因而并没有能够懂得土地;他们珍视和试图保持乡里乡亲的纯朴情份,但往往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制造事端、挑起纠纷;他们知道要维护公德法治、社会良序,尊重村两委,但骨子里更多的是宗族势力主宰、个人利益作祟。
另一方面,该剧积极展示理想主义情怀,并使之与现实题材有机融合,彰显出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文艺创作主流,生动诠释出乡村版的“中国梦”。现实主义题材,并不表明必须是实打实、一对一地加以简单化、程式化的现实景象描述。现实题材贴近真实生活,饱含生活内蕴、时代光影和价值魂魄,其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元素极为重要。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理想主义者就是这些“仰望星空的人”。对理想主义而言,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必须的,因为理想的价值在于改造世界、改造现实;对于现实主义而言,注入理想主义情愫,将使现实生活更加丰富而具价值内蕴。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向阳下乡记》的成功,既得益于现实主义的题材,又得益于理想主义的呈现与艺术勾连。剧中理想主义的情怀抒写及其章法,集中展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槐树村这个偏远破落、小农为主、宗族传统根深蒂固的“空心村”,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历史性蜕变。这种蜕变,当然是因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以马向阳为代表的新生力量的加入,以“第一书记”为核心的新生代主心骨开始在这个古老的山村基层发挥作用,加之以周冰为代表的种植专家及其现代科技元素等的助力。一系列外部力量的注入,打破了原有的村庄平衡,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社会和治理结构现状。在这种结构性变动中产生奇特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想的力量。马向阳、周冰和村里的一批年轻人,都是怀揣着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的。为此,他们能走到一起,同心协力。马向阳的理想,说到底是“让大槐树下长出金子”,这不仅仅是物质富裕的金子,还包括闪耀着光亮的、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和基层治理方式等。这种理想不是大而无当的空想,而是有目标构想、实现路径、实施步骤和支撑条件的科学理想。他一步一步实际推进理想目标的思路和措施:修村路、开超市、建村图书室和公共浴室、村庄大扫除、村民健身操,然后是构想符合当地实际的现代产业结构,包括蔬菜大棚、企业化生产和统一包装上市的支前煎饼、农家乐、山村旅游业等。理想主义情怀充满着整部剧。其中,有种植专家、博士头衔的周冰对“青育三号”良种的痴迷执着,对富硒土地的百般探寻,对未来农业的美好憧憬;有玉龙、齐槐对家乡的热爱,以及他们对马向阳的追随、对大棚的深情,还有他们排除各种偏见、超越父兄辈恩怨,对纯真爱情的坚贞守护。以马向阳为代表的来自古老村庄之外的这支新生力量,就是一支理想主义的先行者、先导者。虽然几经挫折、屡失体面,有时近乎面临绝境,可他们始终坚守,毫不退缩,不愿放弃理想。
二是主人公马向阳及其他相关重要角色个人成长的不凡历程及其从中实现的人生蜕变。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改造着主观世界。正因如此,主人公的人生际遇与心路历程的曲折不凡、充满矛盾、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既是剧情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精彩好剧的一大看点。在与大槐树村的各色人等、各样事情,以及土地、槐树,特别是那些可亲可爱但又不无可气可恨的诸多老幼村民的一一触碰中,马向阳产生了情感的裂变与思想的升华。他从内心深处渐渐融入了这个古老乡村,不再与之有情感的巨大反差、裂缝与隔阂。最终,他从一名不太“靠谱”的市级机关小科长变成了众村民信赖拥戴、敢想敢干、奋发有为的称职的“第一书记”。与主人公马向阳的人生际遇转变和心路历程转化相呼应,剧中村主任媳妇李云芳从“极品村妇”华丽变身为“干练经理”,游手好闲、穷尽歪点子使坏的花小宝变成富有爱心、充满正义、敢于担当的好男儿,精于算计、圆滑世故而有几分窝囊的村会计梁守业转变成注重自尊、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的村干部,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理想化为现实的生动写照。本剧所描写的,实际是一幅大槐树村渴望富裕文明和谐“中国梦”的生动缩影,也是马向阳等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个人梦”的奋斗历程,两者在此有了完美的内在交汇。
第二,喜剧性表达上的新境界。该剧在艺术表现上采用的是农村题材剧惯常采用的轻喜剧手法,但绝少平庸、俗套与造作,做到了庄重严肃与诙谐幽默的巧妙结合。
喜剧性的审美取向是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一贯追求,通过亦庄亦谐、诙谐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主题和内涵。农村题材剧主要表现农民的乡间生活,加之面对的观众群主要是城乡各业的农民,由此决定了农村题材剧必须运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而轻喜剧往往成为首选的表现形式。人们的确需要轻松幽默的作品,但是不能将农村人当作城里人愉悦享受的消费品,以此来满足少数人把玩、揶揄和窥视的欲望,这种畸形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取向必须摒弃。近年来的农村题材剧在喜剧性方面委实存在一些明显的缺失。有评论认为,风靡荧屏的农村题材剧实际上应当称之为“伪喜剧”,它们大多与当下乡村的现实及其深层内里相距甚远。其主要问题表现在:一些剧通俗化有余而审美内涵不足,一味追求浅、俗、白,人物形象平面化、概念化。为了追求通俗性和喜剧效果,一些剧以笑料贯穿全剧,主要是搞笑,农民的真实情感、精神世界、压力痛苦、内心愉悦和人生追求等,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从中人们亦无法读懂农民、看清农村。在笑声中,“三农”特别是农民问题背后深藏着的时代变革大背景、当代主流价值理念、复杂的社会心态、现代化的奋斗追求、美好的人生乐趣等被冲淡了、掩盖了、忽略了。为了强化喜剧效果,一些农村题材剧过多地加入了民间戏曲、绝活等情节元素,而这些戏曲和绝活往往与剧情没有融为一体,实际是“两张皮”。一些农村题材剧完全是小品模式,出演的都是小品演员或是一批名家大腕,更像是“加长版的小品”。同为轻喜剧,《马向阳下乡记》则不然。
一是剧情以真实和生活为基础,笑料主要集中在人物和情节的矛盾冲突中,常常是在人物、情节和对白中自然地生发、不经意间流露,因而从基础的层面上杜绝了生硬的搞笑和简单化的造作。这种人物和情节的矛盾冲突,尤其集中表现在集高大帅于一体,来自城市、不谙乡野的“第一书记”马向阳与大槐树村的各色人等的日常交往中。最有笑点的当属马向阳与曾经在城里做包工头如今落魄却又不乏计谋、不甘落寞的刘氏族长、村中“奸雄”刘世荣的多轮交锋。由于生活背景、人生境遇、年龄、地位、利益、风格等多方面的反差,他俩的交锋中笑点频现、笑料百出。还有八面玲珑曲意逢迎追求小私小利却渴望秩序感的多情“智囊”会计梁守业、高调强势能干机智重情重义却经常撒泼耍赖的留守“女汉子”李云芳、自诩伟大美貌矫情多事却不乏善良的村中“西施”刘玉娇等等,他们俨然是“复杂的结晶体”,淳朴与狡黠、愿景与现实、欲望与尊严纠结在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厚实的历史背景和时空渲染,并带有当下农村发展的病痛,有落寞、有强撑、有脆弱的浪漫,人物日常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冲突不住地推动着戏剧的进程。
二是演员虽然不乏名角、大腕,但绝大部分是以演正剧为主的实力派影视演员,他们多是以人生体验、艺术功力和独特演技见长,而不是以笑星的面孔、搞笑的神态等来博取观众好感。吴秀波、王雅捷等是当红名角,老一代的有饰演老祖奶的朱怀旭,中青年的有饰演二叔的李洪涛、饰演洪云妈的宋维芝、饰演二乔爹的马卫军,稍年轻一点的有饰演李云芳的梁爱琪。特别是剧中几位新生代演员表现不凡,如饰演二乔媳妇的曾培、演丁秋香的刘滢、演齐槐的张小斐、演花小宝的姜寒。剧中天生一副喜剧脸,或有相关笑星经历的并不多:饰演梁会计的来喜,长着一双眯缝眼、开口一嘴老乡腔,拥有自己的招牌式笑容;饰演梁会计老婆刘玉娇的盛喆,本是东北二人转的演员;饰演齐旺财的高玉庆,曾说过相声。
三是与人物、情节等密切关联的经典性笑点,串起了这部轻喜剧的阵阵笑意。比较鲜明、逗趣的有:梁会计明显带着地方腔的口头禅“大智慧”;花小宝不分情形的百搭损人“瞎包”调;二叔一遇大事即上房顶,爱掏出身边常备却又不想让外人知的望远镜;刘玉娇自比天仙美貌,一口东北小品腔,逢事就撒泼哭闹,任性而爱搞怪;洪云妈少见多怪式的寡闻无知,领着一群羊见事传话,好心无趣;花小宝不知天高地厚,哪儿哪儿都有他,憨态、使坏、爱搞怪,热心、痴心又闹心,等等。
第三,地域性表达上的新境界。故事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在这一齐鲁大地的典型乡村中蕴含着众多全局内涵,整体剧情具有全局性观赏与启示价值。
地域性和全局性并非截然分开的,更不是相互抵冲的。在这方面,《马向阳下乡记》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长期以来,农村题材剧特别是农村轻喜剧慢慢积累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程式:大凡反映多灾多难、愚昧落后、与命运抗争的,多吹“西北风”;大凡反映大地风貌、百姓直率豪爽、农民乐观进取的,多吹“东北风”。近几年来,农村题材剧似乎被东北地方特色包了场。有专家评述,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剧创作对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其中“东北风”最为强劲和猛烈,出现了“赵本山现象”和“吉林农村题材电视剧现象”。的确,东北作为中国典型的农村地区,特色鲜明,大地间一排排低矮的民房,挂在农家门前的黄灿灿的棒子、火红的辣椒,诙谐幽默的东北农村方言,欢快的大秧歌和二人转等,都让人真切感受到白山黑水间特有的乡村生活气息。但一旦形成程式化的表达,就容易禁锢思维,不仅给创作者带来创作僵化和“路径依赖”,欣赏者也容易形成某种“程式暗示”。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农村题材剧不能只刮“东北风”、“西北风”,还应有“东南风”、“西南风”。这样,我们才能迎来农村题材剧的春天。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向阳下乡记》开辟了新的领域。
其一,它是基于山东农村的实际创作的。山东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都较高。这一地区农村题材剧的成功和典型价值,在总体上是对整体农村题材剧创作的有益充实和完善。
其二,它重点描写的是离城市不太远的乡村,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如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式时代难题。小山村的性状更具典型意义。
其三,这一农村典型涵盖了小山村、自然村、“空心村”,贯穿了乡村宗族发展史、革命战争年代史、改革开放史等多重历史阶段,勾连了城市与农村面貌的两端、市乡村的三级组织、国内外两个时空场景,串起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设画卷,涉及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如“高大帅”马向阳、“白富美”周冰、“村霸”刘世荣、“暴发户”刘玉彬等强势人物,土地流转中被骗上当的村民、卖煎饼的老祖奶、寡妇丁秋香、孤儿毛蛋等一大批弱势群体,他们都是中国典型农村的典型人物形象。(蒋宏宾: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纪委书记、党委委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