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媒介批評話語實踐與思想特色【2】

（二）胡適對出版界的批評

1921年10月10日，胡適在《時報》中發表“十七年的回顧”，當中有段描述：“那時，出版界蕭條極了，除了林琴南的小說之外，市上差不多沒有什麼書。《新民叢報》已近死期，《民報》還沒有出來，別的雜志也沒有可看的”[4]。

這是胡適描述他少年時代國內出版界的狀況，那麼在他7年后留學回來，情況有沒有好些呢？正如胡適預感的那樣，中國還在原地等著他，事實果然如此，胡適在《新青年》第4卷1號的“歸國雜感”一文，再次強烈地表達了對中國出版界著作稀少的不滿。

“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我把……商務印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5]。

胡適意識到出版機構存在嚴重的問題，他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進行考察，卻發現就連教科書，質量也十分粗俗。

胡適向商務編譯所提出許多改良建議，他認為，商務印刷館沒有一個通盤籌算的人，經營方式、人員管理制度、出版項目管理、編輯制度，都必須改革。

因此，當張競生批評：“現在國內大書店如商務、中華之類的編輯部，因其制度不善及編輯不得人與思想的腐朽，以致雖有資本而出不了美善的書籍。我們今后的編輯部重在以專門的人才得以專心編輯各種有系統的學問，尤注重在介紹世界新穎的思想”[6]，胡適對此深表贊同：“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廢言”[6]。

（三）批評報界的墮落與不思進取

胡適對報人好玩樂，不思進取，固步自封、接受政府賄賂的行為，也提出了批評。

1908年9月6日，胡適在《競業旬報》第26期的“紹介新書”專欄中，這樣批評：“現在的報紙真是腐敗極了。有的是苟且卑污，甘作大官的走狗！有的是糊涂敷衍，隻顧賺外行的金錢，唉！腐敗極了”[7]。

1919年6月29日《每周評論》第28號上，胡適在“歡迎我們的兄弟 《星期評論》”一文中，又批評報刊主筆天天打牌吃花酒，不做研究和調查工作，十分墮落。

胡適曾經擔任《中國評論報》（劉大鈞主編）名譽編輯，但是后來胡適要求從名譽編輯名單中取消﹔原因在於，“《評論報》出版以來，頗多使我大失望之處，我覺得這個報已不是一個‘評論報’，已成了一個官辦的‘辯護報’了，官辦的辯護報不是不可以辦，但用不著我們來捧場”[8]。

胡適還批評《時報》喪失了初建時期的開拓進取精神 ：“時報當日應時勢的需要，為日報界開可許多法門，當當日所謂新的，現在已成舊習慣了，當日所謂時的，現在早已過時了……當日的先鋒在今日竟同著大隊按步徐行了。”[9]

對《時報》主筆陳景韓的論調——“日報不當做先鋒，因為日報是要給大多數人看的”，胡適感到十分失望，他反駁：“日報既是這樣有力的一種社會工具，若不肯做先鋒，若自甘隨著大隊同行，豈不是放棄了一種大責任？豈不是錯過了一個好機會？豈不是孤負了一種大委托嗎？”[9]。因此，在日記中，胡適說到：“冷血先生此時的血很不容易再熱了！”[10]后來陳景韓欲找胡適合作辦報，胡適當即委婉拒絕了。

（四）對報刊傳播價值與功能的認識

胡適對報刊的價值與傳播功能，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競業旬報》、《每周評論》的“介紹新刊”專欄中，都頗費心思地向讀者推薦進步出版物。

在《每周評論》停刊后，胡適急於創辦新的刊物，當時他身邊的許多朋友，都勸他不要辦報，但胡適仍然在艱苦的環境中創辦了《努力周報》。

胡適在“十七年的回顧”一文中，高度地肯定了《時報》在其少年求學階段過程中的進步先鋒作用。他肯定《時報》時評以及文學附張的社會影響力，在當時的中國，是革新的事業。

胡適也肯定了《白話晚報》的作用，他在“祝《白話晚報》”[11]一文中，認為該報是北京報業中的佼佼者，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於一份“有主張，有學理與見解”理想報紙的渴望。

在《大公報》勢頭向上的時候，胡適撰寫了“后生可畏”一文，肯定了《大公報》的成績：堅持報道確實的消息、堅持負責任的言論﹔同時，胡適向《大公報》報人提出了三點中肯的意見：一、不用古文記載新聞與發表評論﹔二、不倚靠揭人隱私的黑幕小說推廣銷路，努力專向正確快捷的新聞和公平正直的評論﹔三、作讀者的輿論向導機關[12]。胡適的言論，體現了他對報紙傳播價值與社會功能的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