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謹慎、務實的批評者——

胡適媒介批評話語實踐與思想特色【3】

胡丹，樓寧

2012年12月04日14:01 來源：今傳媒手機看新聞

二、胡適媒介批評思想的特色

受杜威“實驗主義”的深刻影響，胡適的批評話語非常嚴謹，總是務求以事實佐証、邏輯推理來考証，批評語氣也十分溫和、充滿睿智。

（一）謹慎、務實、負責的求証思維

胡適對待文學研究的“實驗主義”考証方法，不可避免地使用在對媒介的認知和批評上。

在“嗚呼蘇梅”報道事件中，胡適堅持要侮辱蘇梅的對方拿出合理的証據﹔對待拿他與宣統做文章的報紙，胡適堅持以真相說服眾人﹔對不真實的報道，胡適習慣採取事實証明、邏輯推理的論証方式，以求得批評的合理性﹔他反對“議論和事實混合的政治新聞”﹔可以說，在胡適的媒介批評話語實踐中，處處可以看到其邏輯嚴謹、務實的求証思維。

這種謹慎、務實的求証思維，讓胡適不肯輕易去公開批評沒有証據的事件，譬如，對北京《晨報》受交通系（曹汝霖、陸宗典）津貼的事情，胡適隻在日記中議論此事“大概不誣”，而沒有公開對其批評。對《江南晚報》報道吳稚暉收受賄賂事件，胡適雖收集了各方報道，但並也未對此公開發表一詞﹔1924年1月，胡適准備用《京報》1月16日刊登的“記者與高凌霄的對話”作評論材料，還特意打電話向邵飄萍詢問材料的可靠性，這當然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二）追求自由主義的執著與堅定

胡適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十分執著與堅定，在預備《努力周報》創刊的過程中，當警察廳屢次批駁《努力周報》、不予其創刊時，胡適一再設法周旋，另擬呈文，“再請立案，措詞頗嚴厲”[13]，最終得以說通警察廳。高夢旦、王雲五、張菊生、陳叔通等好友都不贊成胡適辦報，相繼勸胡適打消辦報打算，胡適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梁任公吃虧在於他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去做總長。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棄我的言論的沖動”[13]。

這種追求言論自由的執著與堅定，使得胡適極為反對壓制言論自由的行為：

《國民公報》被查封，主筆被捕，胡適就此事寫了首詩——“一顆遭劫的星”，將壓制新聞自由的政治勢力比喻成組織光明的“黑雲”。在《努力周報》發刊詞中，他將組織言論自由的阻力比喻為“黑暗裡的一個鬼”[14]。

從1927年開始，國民黨統治當局在“訓政”的名義下，實行新聞檢查制度，7月2日，為抗議黨政軍聯合檢查處隨意刪除新聞，蘇州市11家報紙停刊以示抗議。胡適認為“這是很重大的事”[14]，對於《申報》採取少許版面和少許篇幅進行報道該事的作法，非常不滿，他在日記中批評：“我為上海的報紙慚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諸人定不覺得！”

胡適同時寫下了《我們要我們的自由》一文，批評箝制言論與出版自由的新聞檢查制度，胡適認為：“一個國家裡沒有紀實的新聞而隻有快意的謠言，沒有公正的批評而隻有惡意的謾罵丑詆，—這是一個民族的大恥辱。這都是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當然結果”[15]。

胡適追求言論自由的執著，正是其畢生追求自由主義的真實寫照，但是，胡適的批評與斗爭方式總是過於平和，正如陳叔通所說，“胡適太和平了”[13]，胡適的溫和，表現在他反抗言論壓制的行動上，總是希翼得到政府的諒解與容忍，他主張“在報上不說煽動的話，即使有意見或有建議，隻見於私人的通信，而不公開發表”[15]。

事實的確如此，胡適反對禁錮言論自由的新聞政策，但卻又表示“公正而實際，說老實話，說公平話，不發不負責的高論，是善意的”[16]，這種思想，也貫穿於胡適的媒介批評話語實踐當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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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適.給京報編輯主任的一封信[M].胡適日記全編(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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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適.作十七年的回顧[M].胡適日記全編(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 胡適.歸國雜感[M].胡適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 胡適.張競生的一封公開信[M].胡適日記全編(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7] 胡適.張競生的一封公開信[M].胡適日記全編(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8] 胡適.紹介新書‧國民白話日報、須彌日報[M].胡適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9] 胡適.評論報的名譽編輯事件[M].胡適日記全編(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0] 胡適.到編譯所考察[M].胡適日記全編(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