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群體性突發事件反思媒體的社會責任【2】

（三）輿論監督責任的缺失

我國新聞媒體是黨、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是衡量新聞媒體的黨性和戰斗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早在1954年，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就指出，“各級黨委要經常注意，把報紙是否充分地開展了批評、批評是否正確和干部是否熱烈歡迎並堅決保護勞動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評，作為衡量報紙的黨性、衡量黨內民主生活和黨委領導強弱的尺度。”新聞媒體切實承擔起輿論監督的責任，勇於開展輿論監督，也是將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消弭於萌芽狀態，提高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改進各級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營造良好的黨群、干群關系，加快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保証。因此，各級新聞媒體理應承擔起輿論監督的責任，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但近年來頻發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卻暴露了新聞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做得很不夠，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很多是因為個別地方領導干部腐敗，以權謀私，侵害群眾利益，或者漠視群眾利益，辦事不公開，處事不公正，作風粗暴引起的。原河北省委書記張雲川就指出，“國內有的地方發生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深層次的原因，是人民群眾對當地有的干部有意見。”“現在一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群眾反映強烈的一些問題，主要的是少數干部作風不好造成的。”他說：“在去年500多批次赴省集體上訪中，因干部作風問題引發的近200批，佔到了總量的近40%。由於部分干部作風不好，許多可以解決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不少小問題拖來拖去成了老大難，有些一般性的矛盾被人為地激化。[6]”

顯然，對於腐敗和干部作風問題，新聞媒體應該承擔起輿論監督責任。“不怕上告，隻怕上報”﹔“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把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置於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把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結合起來，是有利於防止、克服腐敗行為和一切不正之風的。

但一些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卻反映了新聞媒體輿論監督責任的缺失。例如2009年3月海南東方市發生的村民打砸鎮政府和邊防派出所及千人械斗的惡性群體性突發事件，就與當地政府及干部失職瀆職有很大關系。當地政府“一方面對感城鎮惡劣的治安狀況放任不管﹔一方面，鎮裡的一些干部和感城派出所干警，向違法人員收取保護費，任由他們在鎮上開了多家彩球賭場”﹔“鎮上有十幾個賭場，邊防派出所的所長隻知道收保護費，白天睡覺、晚上賭錢，每受理一個案件還要收取1000元的手續費，即便這樣仍不處理案件。”后來發展到當地有個村子260多個初中生都不敢去學校上學都沒有人管的地步[7]。然而，對這些地方政府和干部失職瀆職行為，沒有媒體進行及時報道和監督，最終導致惡性群體性事件發生，給國家和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損失。

二、新聞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

從近年來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可以看出，新聞媒體並沒有很好地承擔起社會預警、人民喉舌和輿論監督責任。新聞媒體社會責任缺失有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特別是與個別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對新聞報道的各種掣肘、各種限制有很大關系。從主觀維度來看，則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一）一些新聞媒體片面追逐經濟利益而忽略了社會責任

自從走向市場后，我國一些媒體的工作方針悄然發生了變化，“它的最高使命已經不再是承載滿足公民的知情權、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權和社會的政治動員工具，而是市場上晝夜不停的印鈔機。”它們把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最高目標，把社會責任拋到了腦后。在新聞報道上，也是對利潤的算計取代了對新聞理想的追求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市場效益成為新聞報道最重要的價值取向。具體表現為——

首先，將商品生產銷售的法則引入媒體運作，對發行量、收視（聽）率和點擊率，以及廣告的關心，遠遠大於對新聞報道的社會效益的關心，把媒體本應承擔的社會預警、人民喉舌和輿論監督的責任轉換成生產迎合受眾和廣告商的產品賺取利潤。

在新聞報道上，表現為強調新聞的商業價值，強調賣點和怎樣吸引受眾的眼球，而不是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從而導致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和人民群眾疾苦的嚴肅新聞越來越少，而所謂的“星聞”、“腥聞”、“性聞”之類的低俗新聞、瑣細無聊的獵奇新聞充斥版面和熒屏。

其次，為追求最大利潤，這些媒體想方設法降低成本，不再肯把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嚴肅新聞的報道，特別是需要花費較大成本的調查性報道和批評性報道中去，而是大量採用所謂的自由撰稿人通過道聽途說加奇思妙想而拼湊的奇聞怪事，或者干脆從網上扒來所謂的“娛訊”、“八卦新聞”來填充版面和時段。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許多媒體的新聞報道，成為人們茶余飯后消遣的談資的多，而及時發現和報道社會中存在的問題的少，以至於許多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時，受眾常常感到非常突然、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