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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五、研究結論
本文調查數據及其分析表明，當下農村媒介環境中，電視媒介仍舊佔據主導地位，對農村受眾的生產、生活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但與早年間電視媒介在農村一枝獨秀的局面不同的是，新興媒體的出現和佔有率的上升使得農民的媒介接觸形式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尤其是手機和網絡的興起為農民信息接收的多渠道提供了可能。然而相應的，這種多元化的媒介接觸形式也對農民的經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並可能在農民在媒介接觸上產生某種“馬太效應”。
對農電視媒介資源稀缺的問題之前已有同類研究指出。該問題在調查時仍未得到有效解決。
在媒介內容的接觸偏好上，“消遣娛樂”性質的節目內容是農民的首選。這一點與之前的研究發現相同。女性受眾偏好帶有故事性的社會新聞和社會性題材節目，且有被動接收信息的特點，在自身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下形成了較為“封閉”的接觸方式。
在電視媒介的接觸行為上，農民的職業身份、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在農民身份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轉變中，其媒介接觸方式也在趨向多元﹔文化程度越低的農民媒介接觸形式越單一，且對所依賴媒體的可信度就越高﹔收入水平則體現了農民的文化投入能力，較低的收入水平也制約著農民媒介接觸形式的多樣化。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改善農民現有媒介接觸行為的有效途徑，應當是由社會管理機構提供適宜的條件，幫助農民提高自身經濟能力和文化水平。
在媒介可信度的認知上，電視媒體，尤其是中央級電視媒體得到了農民很高的認可。這與中央級電視媒介在媒介市場中的壟斷地位和強大的資源優勢有關，也與農民自身生產、生活的需求有關。此外，農民對電視媒介極高的可信度也與多數農民的媒介接觸形式單一有關。
盡管電視媒介在農村擁有較高的可信度，但筆者發現，媒介公信力下降的現象已經出現。部分農村受眾常常會對電視媒介信息進行反向解讀，並且對負面信息表現得更為敏感和信任。此類受眾以中老年人居多。被反向解讀的信息多為涉及時政的、正面帶宣傳性的新聞類節目。
這一現象突出反映了我國電視媒介對農傳播存在的問題。
首先，電視媒介在涉農傳播時未能堅持農民本位，忽視農民利益和切身感受，造成信息失真﹔其次，某些媒體在信息傳播上未能有效把關，假新聞、假廣告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令農村受眾在不同媒介信息的對比中產生困惑和不安。媒介的公信力問題是大眾媒介能否有效對農傳播的根本問題，因農村受眾對媒介的公信力產生懷疑后，有可能在媒介公信力受損達到一定程度時產生暈輪效應，進而懷疑由涉農信息擴散到媒介所建構的媒介現實。
因此，當下我國現有對農電視媒體應當認清自己在對農傳播方面持守的立場，由“城市本位”轉變為“農民本位”，真實反映“三農”生活，切實為農民群眾利益著想，確保對農傳播的公益性。
另外，隨著農民角色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農村受眾的信息需求也隨之發生變化。對農電視媒介應將農村的生產生活狀況、農民媒介需求和對農電視節目創作結合起來，調整節目定位，創新節目內容，從而滿足農村各類人群對多樣化信息的需求
我國農村居民是一個“被忽略了的”群體，很有必要對農民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應當注意，在農村受眾媒介素養仍較低的狀況下，媒介的公信力一再受損將有可能步入“塔西佗陷阱”，使對農信息不論真假均遭到質疑甚至抵制，既而阻礙電視媒介的對農傳播。（作者系山西大學文學院新聞學專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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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受調查農村在調查前已全部完成數字電視的改裝工作，故本文所設計的電視系統均為數字電視。
方曉紅著：《大眾傳媒與農村》，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0頁—31頁
[美]柯克•約翰遜著：《電視與鄉村社會變遷——對印度兩村庄的民族志調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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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曉紅.當代大眾媒介與蘇南農村文化生活關系研究[J].當代傳播,2004(4)
方曉紅著：《大眾傳媒與農村》，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3頁。
王秀芳.《農村受眾媒介信息處理能力研究——以山西太原地區岔兒上村為例》[D],西安.西北大學,2011.6
轉引自王秀芳.《農村受眾媒介信息處理能力研究——以山西太原地區岔兒上村為例》[D],西安.西北大學,2011.6
王秀芳.《農村受眾媒介信息處理能力研究——以山西太原地區岔兒上村為例》[D],西安.西北大學,2011.6
雷躍捷.沈浩.薛寶琴,《我國廣播電視媒體公信力的受眾認知調查與研究》[J],《現代傳播》.2012.(5)
轉引自戴俊潭.《電視傳播與轉型期中國農民的意識現代化》[D],上海.復旦大學,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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