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媒介議程之爭【2】

由上圖可見“速生雞”事件媒體報道數據起伏大體一致，同時窺探出公眾關注度和媒體關注度的相關性，盡管不能解釋因果關系，但“速生雞”事件已然是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隨著時間推進和事件發酵，媒體議程大致如下：

從上述統計中可看到：媒體議程趨向於“速生雞”。媒體大致對應披露者、跟進者、安撫者和沉默者四種角色：1.媒體獨家披露“速生雞”，其報道中“45天速成”、“肯德基供應商”、“飼料用藥”、“蒼蠅被毒死”等話語也成為跟進報道的議程，中國經濟網的這篇匿名報道在轉載中多被稱為“有媒體報道”，但作為第一披露者，即使新聞來源和報道者存在爭議，也能引發輿論跟進﹔2.跟進者多以轉載和評論的方式設定議程，議程容量迅速擴大，如記者再度調查、“速生”是否安全、專家意見、涉事企業回應、相關部門行動、檢測結果、養殖業藥物使用、股市所受影響等﹔3.“安撫者”指媒體重點突出相關部門處理事件的良好表現，這類新聞在后期較多出現，反映出監管部門議程的滯后﹔4.沉默者，截至12月23日，《人民日報》對此事還無相關報道。在食品安全的信息不對稱現狀下，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仍是媒體，“45天速生雞”是媒體的議程焦點。媒體通過議程設置對“速生雞”事件進行再現和定義。

三、媒體、專家間的議程和定義爭議

“速生雞”事件具有一定專業性，公眾不能完全理解“速生雞”的風險，需要通過信任專家獲取風險認知。各類專家，包括食品安全領域專家、畜牧養殖業專家、監督管理部門專家、科普專家、公共知識分子等或通過媒體採訪、或通過發表博客和微博表達看法、從各自知識角度構建定義，媒體與專家、專家與專家、專家與公眾之間產生了知識和話語之爭。

12月4日，《武漢晚報》時評《“速生雞”又一個妖魔化的受害者？》認為“速生雞”與激素、營養問題等議程是傳播不當。雖然在此前后不斷有專家澄清的報道，但媒體關注仍聚焦在“速生雞”與激素等藥物的關系以及企業是否違規、相關部門採取的行動等。12月19日@新華視點V微博稱“若‘速生雞’真的無毒無害，為何急吼吼地展開調查？”。媒體大量關注本身就是建構。

科普專家雲無心以“新華社大了，什麼樣的記者都有”的評論表明了不認可態度。當媒體曝光並關注“45天速生雞”時，他認為這本身就是謠言，是媒體“賣萌曝”。在食品安全問題上，專家的知識和觀點需要媒體傳播，媒體也傾向於選擇專家聲音。但媒體中的“專家群體處於弱勢，其公共性也是微弱的。[7]”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朱毅在12月20日微博中稱“‘朱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在國內，同樣45天的速生雞會被喂養很多抗生素，這在國外很少見的。’誤讀了我的意思”。對專家觀點斷章取義、誤解等已然是新聞備受詬病之處。食品安全本身的風險特征更加劇了這一問題。

專家與媒體間的知識之爭在網絡媒體環境下更顯性化。各類專家通過博客、網站、微博等平台發布資訊、表達意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事件的顯著度，加強了意見交流。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在博文《“速生雞”為何應少吃？》和《常吃速生肉是否會讓人變肉坨？》中分析“速生雞”的危害。科學鬆鼠會《說說肉雞的家長裡短》（2012-12-18朱毅），果殼網《雞兒長得快，全靠激素帶？》（2012-11-26暗號）都試圖從科普角度對媒體的“‘速生雞’+激素”議程進行“糾正”。媒體人洪廣玉在博文《在細節上講良知》中就媒體在“速生雞”事件中的報道提出一些反思，獲得了一些專家的認同。專家間的爭議也體現出食品安全的風險特征。

媒體對專家也不盡然以新聞源對待，12月19日@新華視點V微博稱“有不少人士出來給‘速生雞’辟‘謠’，稱大家不懂科學、雞長得快不靠激素。真實不知道該相信誰！”稍早之前的“白酒塑化劑”事件，媒體對北大教授李可基關於三聚氰胺的言論可謂一邊倒批評，雖有專家對此進行辯駁，但在效果上明顯遜於媒體。

隨著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副作用和不確定風險逐漸被感知，專家一方面以知識建構風險，但專家間的爭議、與企業利益關系密切等也給公眾帶來不信任感。